肝细胞癌（HCC）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话题，我国肝癌新发和死亡病例数仍占全球近一半，且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晚期，无法直接接受根治性手术以争取长期生存机会，但随着系统性治疗手段的进步，部分患者或可通过转化治疗实现临床降期，使肿瘤由不可切除转化为可切除，各种转化治疗手段的探索也是临床研究重点。

就肝癌转化治疗相关话题，《国际肝病》&《肿瘤瞭望》特别采访了本次会议共同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荚卫东教授，现将采访内容整理如下。

荚卫东教授：我国肝癌患者有70%~80%在确诊时已为中晚期，绝大多数患者失去了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机会。随着肝癌治疗进入免疫治疗时代，以PD-1/PDL-1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靶向治疗及局部治疗手段，有望成功转化部分中晚期肝癌患者，通过以外科手术为中心的综合治疗改善患者预后。未来根据肿瘤生物学行为，精准筛选适合转化治疗人群，将是临床研究的重点方向。

荚卫东教授：肝癌转化治疗策略包括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系统性药物治疗，以及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放疗等局部治疗手段，还联合了最新的外科治疗策略。如此前国内将肝癌转化治疗称为“降期治疗”，应用人群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外科手术切除后，剩余肝脏体积不足以满足机体需求，属外科学定义的不可切除患者；另一类为肿瘤学定义不可切除。

对外科学定义不可切除患者的治疗策略，主要为经选择性门静脉栓塞术（PVE）联合TACE或肝静脉剥夺术，或进行二步肝切除术（ALPPS），在切除肿瘤的同时增加残存肝脏体积。2020年我国学者报告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显示，ALPPS术在二期手术完成率上明显高于PVE组，患者3年OS率也相对更高（65.8% vs. 42.1%）[1]。

而对肿瘤学定义不可切除的患者，则主要通过各种治疗手段进行降期或缩瘤，为患者提供手术机会，既往采用的主要手段为TACE，但成功转化的患者比例不到20%，且会一定程度损伤肝功能，导致部分患者失去手术机会。2017年日本学者最先报道使用HAIC行转化治疗的成功案例，我国学者随后将HAIC与索拉非尼联合使用，使转化治疗后根治性切除的比例从单纯索拉非尼治疗的0.8%升至12.8%[2]。此外，质子/重离子放疗联合介入治疗也在探索之中。

以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T+A）为代表的靶向+免疫联合方案，以系统性治疗取得肝癌一线治疗的临床III期研究，IMbrave150研究中T+A组报告的客观缓解率（ORR）约为27%[3]。国产药物卡瑞利珠单抗+阿帕替尼在早期临床研究中报告的ORR可达46%，各种联合治疗方案的ORR均显著优于PD-1/PDL-1抑制剂或仑伐替尼、索拉非尼等靶向药物单独使用[4]。靶向+免疫联合再协同局部治疗手段，有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治疗的成功率。

荚卫东教授：最新发表的《基于免疫联合靶向方案的晚期肝细胞癌转化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1版)》[5]指出，目前临床转化治疗仍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

1、选择转化治疗的患者人群，共识建议选择CNLC IIB/IIIA期患者行转化治疗。

2、系统性治疗方案中的药物选择，肝癌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因此难以找到适合所有患者的治疗方案，需要通过肿瘤生物学行为和分子特征优化方案选择，并尽量实现以多学科诊疗的方式指导临床实践。

3、对转化治疗效果良好，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pCR）的患者是否仍需手术切除。从其它癌症转化治疗的经验来看，如在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癌症中，对新辅助/辅助治疗达到pCR的患者，采取手术切除仍有明确临床获益，但肝癌是否能遵循类似经验有待临床探索。我们团队在2019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一例使用仑伐替尼+纳武利尤单抗行术前转化治疗病例的研究，也是国际上首个该方案的病例报告[6]。后续国内也开展了多个相似研究，如2021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团队发表的一项靶向+免疫转化治疗研究中，共10例患者成功转化为手术切除，其中6例术后病理检查评价为pCR，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pCR与预后的关系[7]。

4、目前难以在治疗前预测转化治疗的成功率，限制了其临床意义，绝大多数对肝癌转化治疗的报告仍为病例报告性质，各个中心探索的方案和方向不同，还难以提供高质量的证据。

5、进行转化治疗后的手术时机，是在肿瘤缩小后立刻手术，还是等待患者从治疗的潜在副作用中恢复，目前也没有一致意见。我认为对状况良好、可耐受手术的患者应果断手术，一般在靶向药物停用1周~2周，PD-1/PDL-1抑制剂停药3周、贝伐珠单抗停药6周后手术，一些状况特殊的患者可能需要停药时间更久，以降低对手术切口愈合的影响和防止出血的风险。

6、及时处理、治疗乃至预防靶向药物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使用导致的特殊不良反应，这对转化治疗具有重要意义，临床实践中也出现过因不良反应死亡的患者，包括免疫性心肌炎、免疫性肺炎等。

7、在顺利完成手术后，是否行辅助治疗以进一步降低复发风险；辅助治疗方案该如何选择；是否需要根据转化治疗中使用过的方案进行调整；辅助治疗的应用时长等一系列问题也仍然存在。我认为对于辅助治疗应该“做减法”，尽量采用靶向或免疫单药治疗。

8、对转化治疗失败的患者应如何处理，如果现有系统性治疗+局部治疗方案未能成功，患者即应按照晚期HCC的治疗模式进行处理，但显然需要更换治疗方案或治疗药物，相关调整目前还缺少循证医学证据。

从以上这一系列问题可以看出，制定肝癌转化治疗相关共识，只是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开始而不是终点，临床仍有大量问题是目前确实无法得出答案的。未来需要通过临床实践和高质量研究，解决肝癌转化治疗中存在的问题，真正让我国肝癌患者的生存率得到长足提升。

荚卫东教授：我们团队正在对预防肝癌复发转移，借助类器官（Organoid）构建耐药模型，分析分子靶向药物原发性/继发性耐药等基础科研方面进行探索，而临床研究的重点是PD-1/PDL-1抑制剂联合靶向药物的术后辅助治疗。我们中心参与了正在开展的所有重要术后辅助治疗临床研究。新辅助治疗也同样是探索重点。总而言之，通过以上各个方面的探索，我们希望能进一步完善肝癌的转化治疗方案，为有效提升患者预后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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