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瞭望》：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近年国内肿瘤舒缓治疗的发展？

　　刘端祺教授：自西西里·桑德斯于1965年在英国建立起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舒缓姑息治疗医院以来，肿瘤的姑息治疗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西里·桑德斯也因此被视为姑息治疗之母、创始人、举起火炬的人。在这50多年，全世界都在蓬勃发展，我们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80年代天津建立了第一所姑息治疗医院，当时是病房。此外1985年李同度教授首次提出“晚期肿瘤患者收治是个社会问题”后，我国也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本届大会上，于世英教授作了题为 “中国癌症康复与姑息医学年回顾与展望”的报告，非常全面地回顾了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建议大家仔细阅读她的录像。

　　《肿瘤瞭望》：您认为GPM病房有什么标准？建立这些病房有什么意义？

　　刘端祺教授：这个病房是卫生部在癌症止痛与姑息治疗方面的重大举措，是由国家的卫生部门下发文件推广的，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癌痛的重视。从2011年下发文件以后，到现在3年多的时间，引起了全国各地肿瘤界同行、甚至包括肿瘤患者的强烈反应，大家对这个事情很是关心。我认为，让患者全程无痛、充分无痛，是无痛病房的最基本要求。

　　《肿瘤瞭望》：中国目前的肿瘤止痛治疗和国际有什么差距？

　　刘端祺教授：根据侧重点不同，差距有大有小。有人认为最大的差距是观念上的差距。中国历史上，对于患者的姑息治疗、宁养治疗不是特别重视。观念上总觉得，将死之人、死马当活马医，疾病哪有不疼的、疼就要忍耐，大体上都是这个情况。但是从目前我们国家的各种政策落实上来看，似乎有所改观，正如于世英教授在报告中提到的，仅是镇痛的文件就下发了十几个。十几个文件，很多外国同行非常羡慕我们，因为他们国家政府就不管这事。但换个角度看我们政府执政方面，是有些逾越了我们专业协会应该承担的工作。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双方都应该有所改进。

　　《肿瘤瞭望》：作为国内知名的肿瘤专家，那您认为药物治疗在肿瘤镇痛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刘端祺教授：药物治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抗癌治疗药物，一种是辅助治疗药物，或者是姑息治疗或者是对症治疗药物，这两个都非常重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时间拐点，即在抗癌治疗无效或者患者不能获益的情况下，要及时地转为姑息治疗。但在临床上，对于时间拐点的掌握经常不准确。在中国，通常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够进行抗癌治疗的患者，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观念、精神和医疗条件上的原因，没有给予他们及时的治疗，使得病情有所延误，生命没有得到延长。另外一种，是将抗癌治疗过分延长，特别是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城市，使得患者没有获益，相反带来更多危害，姑息治疗没有充分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