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学领域也在发生这重大的变革，肿瘤管理已经从传统的单一药物疗法逐步演进为包括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和康复在内的全程管理新模式。特别是在数字医疗技术的推动下，肿瘤的管理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

 

5月25日，“第八届药物性肝损伤国际论坛暨第九届药物性肝损伤全国学术会议暨《中国药物性肝损伤基层诊疗与管理指南》（2024年）发布会”在美丽的鹭岛厦门成功召开。本次大会特别聚焦抗肿瘤药物导致的肝损伤之管理，旨在通过深入解析与探讨，引领临床诊疗规范和发展。本刊第一时间邀请到大会主席、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家委员会（SCRC）主任委员、蚌埠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名誉所长王杰军教授就大会亮点、临床实践以及未来展望等热门话题进行深入分享。内容整理如下。

 

王杰军教授：与以往专注于肿瘤药物、尤其是新药研发进展的会议不同，本次会议特别聚焦在肿瘤治疗过程中对肝损害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医学的进步，肿瘤临床治疗方案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在整个肿瘤治疗过程中，“防、筛、诊、治、康”这五个部分不可或缺。但在临床实践中，临床医生往往对“治”的关注更多，对“康”的部分往往容易忽略。因此，希望通过此次聚焦“抗肿瘤药物肝损伤”等内容的深入解析与探讨，能够引起领域内专家学者的重视。未来的肿瘤治疗应更加注重患者的整体治疗与康复，而不仅仅是关注肿瘤本身，我们治疗的是一个带肿瘤的“人”，如何让这个“人”活得更好、时间更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会上我们也看到了国内一些医院在应对这一问题上的积极探索。例如福建省肿瘤医院、孟超肝胆医院以及上海的瑞金医院等，都在利用数字医疗和大数据技术开发出了用于管理肿瘤患者及肝病患者的创新工具。本次大会上，一些美国和欧洲学者分享了其最新研究成果，而这些学者在报告中反复提及了“CHILI”和“VILI”等新的医学术语，用于描述免疫治疗、疫苗（特别是新冠疫苗）使用后可能引发的特定类型的肝损害。这算是一种全新的认知，说明大家都发现了药物性肝损伤的高度特异性，并在名称上加以区分。而我们国内目前还只有一个“DILI”，这可能无法完全涵盖所有情况。因此，这些国外经验值得我们关注。

 

我相信，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分析方法的不断改进，未来我们有望开发出更加准确的预测模型，可以预测药物性肝损害的发生，同时助力解决“诊断难”这一问题。希望本次会议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起点，未来有更多学科的合作和共同努力，使更多癌症患者获益。

 

王杰军教授：总的来说，在肿瘤全程管理的概念上，现在的理念和之前相差不大。只是以往常说的“姑息治疗”逐渐倾向于用于临终患者，现在我们更强调“支持治疗”，尤其是对于早期患者，较好的支持治疗可以助其获得更长的生存时间。但在患者管理方式上，已有所改变。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我们迎来了众多前沿技术的涌现。特别是5G通信、基因检测、可穿戴设备以及大语言模型等创新技术的出现，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管理患者的健康状况。未来，或许每一位患者都将拥有一个数字孪生体。这个数字孪生体将作为患者健康状况的虚拟映射，帮助我们随时随地、更加精准地管理他们的病情。

 

我们都知道，理解人体碳基生命是一个道阻且长的任务。但在数据生命的管理方面，我们看到了更为直接和高效的途径。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可能实现将现有的数据孤岛转变为一个连贯、连续的数据库，以便更准确地追踪和预测患者的健康状况。比如在疼痛管理方面，虽然疼痛是一种主观感受，难以量化，但近年来的研究已经发现了一些与疼痛主观感受相关的客观指标。这些指标通过特定的传感器进行监测，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可靠和客观的疼痛评估手段。同时随着传感器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也期望能够实现给药系统的自动化。通过传感器自动触发给药系统，临床医生也能够根据患者的实时生理数据，快速、准确地调整药物剂量，从而帮助患者更好地控制疼痛。此外，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患者的生理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与不良反应相关的风险因素，并据此制定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管理患者的健康状况，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王杰军教授：实际上，数字医疗真正能够发现现有医生尚未观察到的那些数据，使得我们能够更深入、更精准地理解疾病。正如我在报告中提及的，未来的医疗模式会改变，随着公众对医疗认知的加深和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未来的医疗决策将不再由医生单方面主导，患者将更多地参与其中；部分模式化的医生工作可能会被取代，特别是在图像识别和病历书写等方面；现在的医生往往因忙碌而难以与患者充分交流，但未来这种情况将得到改善。同时，大数据也将使治疗更加个性化和精准，满足患者的多样化需求。

 

但即使在未来医疗中，医生的作用依然不可替代。特别是在非模式化的、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面，如心理治疗和人文关怀，医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将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当面对一个非鳞癌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时，尽管有详细的病理报告、分期和基因检测数据，在网上药店就可把药物叫到家，但患者的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依然需要医生来提供。所以说，数字疗法的出现将给医生带来许多新的体验和挑战。进一步来看，数字疗法在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线上数字医疗不仅能够打破地域限制，为患者提供同质化的高质量服务，还能显著降低医疗成本。由于互联网数字疗法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使得其在大规模应用中具有显著优势。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搭建疼痛数字医疗管理平台。在中国，肿瘤患者对疼痛的满意度普遍较低，仅有百分之十几的肿瘤患者使用镇痛药，这与高达60%以上的患者疼痛发生率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医疗平台，结合国家相关政策，更好地管理肿瘤患者的疼痛。疼痛管理作为连接肿瘤多学科治疗的桥梁，是提高患者就医体验的关键。当患者疼痛得到缓解，他们的就医感受自然会提升。因此，呼吁大家采用更多先进的技术和方法，特别是易于执行的技术，以实现更高质量的患者管理。

 

王杰军教授：这个问题很好，在中国目前大多数医生对数字疗法尚不熟悉，但值得欣喜的是，已有不少医生积极投身于这一领域。实际上，国内已批准多款数字疗法产品，比如武田制药推出的血友病患者管理数字疗法产品，此外，针对小儿多动症、小儿弱视斜视、老年认知障碍等疾病的数字疗法产品也已成功推向市场。展望未来，我们期待在肿瘤管理领域能有更多数据疗法产品问世，为患者带来福音。

 

当前，70后、80后医生已成为临床主力军，我希望这一代年轻医生发挥聪明才智，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和对互联网的深入理解，更好地运用互联网，研发出更多便于患者管理的产品。同时随着肿瘤患者支付主体的变化，越来越多的70后人群成为这一群体的主体，他们对互联网的理解与老一代有着显著不同。因此，随着疾病谱、患者群体和知识结构的变化，未来互联网数字医疗在中国将变得愈发重要，且挑战也将随之增加。

 

王杰军教授：我还是以疼痛管理为例，来探讨数字医疗对肿瘤领域的赋能。目前大部分癌症疼痛患者主要接受肿瘤内科的治疗，而治疗策略主要依赖于药物，特别是阿片类药物在儿童治疗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我们往往过度依赖药物，却忽视了其他管理方式。针对这一现状，我们在2016年成立了难治性癌痛学组，并发布了《难治性癌痛专家共识》。这一共识的初衷是希望肿瘤内科医生在使用吗啡等药物无效时，能够意识到并寻求多学科会诊的重要性。实际上，共识的发布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疼痛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共同合作，共同推进癌症患者疼痛管理的工作。

 

此外，随着对疼痛认知的不断提高，我们期望通过数字化管理和互联网管理的方式，辅助医生做出更准确的决策，从而规范医疗行为。例如，在肿瘤科患者接受疼痛治疗时，系统可以提醒医生考虑多学科会诊或其他治疗方式，以做出更好的决策。将多学科技术整合到疼痛治疗中，不仅可以改变收费结构，使治疗更加合理，还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治疗。所以说，癌痛管理作为一个切入点，让我们看到了通过互联网医疗更好地规范治疗行为、提高治疗质量的可能性。目前我们意见看到一个完整的从评估筛查到规范诊疗再到员外患者管理的智能化体系已经建成，并在国内数家医疗机构运行，取得了一致的好评，这将使治疗更加符合指控要求，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有效提高患者就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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