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3日-25日，美国临床肿瘤学会胃肠肿瘤研讨会（ASCO GI）在旧金山盛大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中青年肝癌研究协作组（CLEAP）以大会壁报方式公布了一项中国肝癌转化/降期治疗现状的调研结果，该调研收集了肝脏外科及介入科120份问卷，统计了实施转化/降期治疗时临床医生主要考虑的患者遴选因素、治疗方案选择及影响因素等，为优化我国肝癌转化/降期治疗模式提供了重要参考。“肿瘤瞭望”特别采访此项调研的领衔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孙惠川教授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毕新宇教授，解析我国中晚期肝癌转化/降期治疗现状及医生治疗决策洞察，助力从共识到实践的持续优化之路。
编者按：2025年1月23日-25日，美国临床肿瘤学会胃肠肿瘤研讨会（ASCO GI）在旧金山盛大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中青年肝癌研究协作组（CLEAP）以大会壁报方式公布了一项中国肝癌转化/降期治疗现状的调研结果，该调研收集了肝脏外科及介入科120份问卷，统计了实施转化/降期治疗时临床医生主要考虑的患者遴选因素、治疗方案选择及影响因素等，为优化我国肝癌转化/降期治疗模式提供了重要参考。“肿瘤瞭望”特别采访此项调研的领衔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孙惠川教授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毕新宇教授，解析我国中晚期肝癌转化/降期治疗现状及医生治疗决策洞察，助力从共识到实践的持续优化之路。
Xinyu Bi，Xiao Liang，Guang Tan，Haitao Zhao，Tao Huang，Ming Zhao，Jinzhang Chen，Xiao-Dong Zhu，Jianfeng Xue，Hui-Chuan Sun，Jianqiang 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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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CLEAP对我国中晚期肝癌转化/降期治疗进行了调研，首先请您谈谈肝癌转化/降期治疗对于我国肝癌治疗的重要性。
孙惠川教授：我国肝癌疾病负担重，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癌症流行病数据，2022年肝癌新发36.77万例，死亡31.65万例，分别位居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的第4位和第2位，严重威胁着国民健康。虽然外科的根治性治疗能够帮助肝癌患者实现长期生存，但64%的中国肝癌患者在初诊时已经属于中晚期，不适合首选手术切除，预后较差。
转化治疗指不适合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经过干预后获得适合手术切除的机会，目的是为了实现根治性治疗，进而使患者获得长期生存。近年来，随着肝癌局部治疗和系统性治疗药物的发展及学者不懈探索，推动了包括《转化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1版）》、《肝细胞癌新辅助及转化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原发性肝癌转化及围手术期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等共识的发布，已构建起完整的肝癌转化/降期治疗理论体系，使得术前降期或转化治疗成为可能，以期获得更多根治性治疗的机会。药物治疗方面，靶向药物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合应用，可以有效助力中晚期肝癌的肿瘤学转化，与系统治疗相关的转化治疗报道中客观缓解率（ORR）可达到32%-67%，转化率可达到15%-55%；同时，局部联合全身系统治疗相较单纯局部治疗可进一步提高ORR和转化率。如何进一步优化转化/降期治疗策略，在保障转化/降期治疗期间安全性的同时最大化患者获益，仍然是肝癌诊疗相关学科持续关注并为之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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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2025 ASCO GI发布了CLEAP对我国中晚期肝癌转化/降期治疗的调研结果，请您分享下该调研取得了哪些收获？
毕新宇教授：此项调研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我国医生决策肝癌转化/降期治疗时的主要考虑条件、系统治疗方案及影响系统治疗决策的因素。调研覆盖了中国20个省份的79家医院，共回收120份有效问卷，包括31%的介入科医生及69%的肝胆外科医生，其中56%为主任医师、44%为副主任医师，25%的医生来自于一线城市，75%的医生来自于二、三线城市，总体上能够真实反映我国的当前诊疗现状。
结果显示，调研医生在临床实践中考虑以转化或降期为治疗目标的Ib-IIIa期肝癌患者占到总体新收治肝癌患者的51%，体现了我国肝癌转化/降期治疗强烈的临床需求。同时，以转化/降期治疗为目的的患者人群中，转化/降期治疗后符合手术切除标准的总体成功率为36%。在转化/降期治疗决策时，医生优先考虑的三个主要因素依次为：门静脉癌栓(PVTT)类型(97%，116/120)、剩余肝脏体积(FLR 90%，108/120)和Child-Pugh分级(90%，108/120)。
在转化/降期人群选择方面，调研医生对于以下适用于转化/降期治疗的患者条件认同度一致性较高，包括：门静脉癌栓（PVTT）Vp1-2和Vp3，Child-Pugh A级和B7级，肿瘤直径＞5cm，ECOG PS评分0-1；相对而言，调研医生在肿瘤数目、肝外转移（EHM）方面的选择上差异较大。该结果体现了目前临床中对于转化/降期治疗优势人群的医生观念，同时提示，如何筛选出最合适的转化/降期治疗人群是临床研究和未来共识更新中的重要热点。
临床医生对于转化治疗适合人群的考量因素
目前，我国接受转化/降期治疗的患者有73%选择局部联合全身系统治疗，最常用的局部治疗是经动脉化疗栓塞（TACE）和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在全身系统治疗方案中，调研医生最常采用的是仑伐替尼联合免疫治疗方案，占63.6%。
临床医生常用的转化治疗方案
在选择系统治疗方案时，83%(99/120)的调研医生优先考虑的是较高的客观缓解率(ORR)，疾病快速缓解(68%，82/120)、其次是遵循指南和共识(63%，76/120)以及较低的肿瘤进展率(58%，70/120)等。在靶免治疗方案评价方面，调研医生普遍认为仑伐替尼联合免疫治疗方案在疗效、安全性、循证医学证据、便捷性方面的评分均相对较高。
临床医生选择系统治疗方案时的主要决策因素
03
《肿瘤瞭望》：在您看来，该调研结果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毕新宇教授：此项调研真实反馈了中国肝细胞癌转化/降期治疗现状。在我国中晚期肝癌高发的背景下，我国转化/降期治疗水平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且已在真实世界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无论在指南、共识的理论方面，还是临床实践的执行层面，我国临床医生都在积极推行转化/降期治疗落地，力求不断提升转化/降期治疗水平。
另一方面，在目前肝癌转化/降期治疗的实施过程中，诸如局部治疗、系统治疗等不同治疗手段的应用条件不同，临床中对患者的遴选条件也不完全一致。因此，寻找规范的转化/降期治疗适用条件，归纳个体化、规范化的指导标准，将有助于进一步改善我国转化/降期治疗现状，提升转化/降期治疗成功率，造福患者。此次调研便是在创造“中国标准”方面的一次投石问路，为未来转化/降期治疗的优化开拓了思路。
04
《肿瘤瞭望》：去年，我国颁布了《原发性肝癌转化及围手术期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请您结合共识及本次调研，谈谈未来将如何提升我国肝癌转化/降期治疗的水平提升？
孙惠川教授：结合本次调研的发布，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肝胆外科、介入科医生在转化/降期治疗人群筛选、系统治疗方案决策因素、常用系统治疗方案选择等方面的考量与指南及共识基本一致，这既是我们不断推进相关共识落地的结果，也是我们进一步提升转化/降期治疗水平的基础。
未来，肝癌转化/降期治疗策略将更加依赖于精准医学，特别是在患者选择、治疗方案优化以及生物学行为预测方面的个性化管理，本调研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转化/降期治疗的规范化。
此外，靶免时代的到来以及新技术和新手段的不断革新，为肝癌治疗带来了新的曙光。通过更多的临床和相关机制研究探索，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肝癌转化/降期治疗模式，为肝癌治疗的未来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Xinyu Bi，Xiao Liang，Guang Tan，Haitao Zhao，Tao Huang，Ming Zhao，Jinzhang Chen，Xiao-Dong Zhu，Jianfeng Xue，Hui-Chuan Sun，Jianqiang Cai.Current status of physicians’perception of HCC conversion/downstaging therapy:A nationwide survey in China.2025 ASCO GI Abs 585，Poster Bd C11.
孙惠川教授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副所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胆肿瘤与肝移植外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肝脏微循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免疫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消化外科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肝脏外科学组秘书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上海市领军人才
8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第一承担人）；曾获中华医学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家卫生健康委《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2019、《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2024版撰写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毕新宇教授
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负责人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学组委员
首都医科大学肝癌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京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肝癌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北京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肝脏学组委员，秘书长
中国医促会肝脏肿瘤学分会常务委员
北京抗癌协会肝胆胰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肿瘤外科医师委员会委员
作为主要成员承担国家及省部级课题6项，其中“863”课题2项，国家重大专项课题2项，北京市课题2项；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SCI论文40余篇。参编论著6部，其中2部任副主编，参译译著1部；获华夏医学科技奖一等奖一项，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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