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瞭望》：请您分享一下本届ASH会议的亮点内容?

　　邱录贵教授：总体来说，本届ASH会议主要热点集中在以下方面： 应用基因组学等新技术深入研究血液肿瘤的生物学特点、发病机制研究；新型分子靶向药物的更大系列及更深入的临床试验， 在淋巴瘤中特别是B细胞淋巴瘤B细胞受体信号通路激酶抑制剂的优化组合；在免疫治疗方面仍然集中于CAR-T细胞治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免疫治疗，其中CAR-T细胞治疗在血液肿瘤中更具有发展前景而受到持续关注， 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在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观察疗效。今年骨髓瘤方面BlueBird公司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靶向BCMA CAR-T细胞治疗的I期试验数据显示：接受治疗的9例患者全部获得了部分缓解以上疗效，1例患者取得了完全缓解，其中2例患者微小残留病灶（MRD）监测阴性，无3级以上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发生，结果令人鼓舞。另外，PD-1/PD-L1抑制剂与其他药物联合能否进一步提高疗效也是今年的热点话题。

　　《肿瘤瞭望》：精准治疗时代应用基因测序监测多发性骨髓瘤（MM）有哪些优势？

　　邱录贵教授：自从2015年1月奥巴马提出精准医疗计划以来，这一议题受到广泛关注，但很多人仅将其理解为基因测序。事实上，精准医疗的概念是多方面和多深层次的，包括全面了解肿瘤本身生物学及肿瘤微环境特性，同时结合患者体能、合并症情况，综合临床特点和代谢组学研究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最佳治疗方案。

　　事实上，MM的基因测序研究历时已久。MM的发生是一个连续的多步骤过程，从良性病变MGUS开始，到无症状但恶性的SMM阶段，逐渐演进为有症状的MM乃至难治性MM，肿瘤基因组不断发生进化，逐步积累复杂的基因突变。目前研究发现，平均每个初诊MM患者存在56-80种体细胞突变，略少于实体肿瘤，但复杂程度远远高于白血病遗传学突变。

　　本次ASH介绍了一项由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支持的CoMMpass研究，该研究对1147例患者进行体细胞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初步分析显示，在具有完整数据的627名患者中，共检测到38222种错义突变，涉及12994个基因，其中20余种较为常见，包括NRAS、KRAS、P53、TRAF2和TRAF3，目前未发现共同的驱动突变，这为MM的基因靶向治疗带来了诸多困难。

　　此外，本人非常关注多发性骨髓瘤的克隆演变研究。深度二代基因组测序是监测肿瘤克隆演变的有力手段，哈佛大学Dana Farber癌症研究中心的Kenneth C. Anderson和Nikhil C. Munshi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研究团队应用二代测序技术对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生、发展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对此，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通过较为实用的单细胞多色定量FISH技术证实了多发性骨髓瘤的克隆演变现象，而且发现其与疾病耐药和治疗选择密切相关。所以，这些新的技术在临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了解疾病本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肿瘤瞭望》：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手段有哪些

　　邱录贵教授：邱录贵教授：目前，MM的治疗手段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化疗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第二，新药物例如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剂不断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疗效，降低不良反应。特别是单克隆抗体如CD38单抗Daratumumab、抗CS1单抗Elotuzumab、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飞速发展，明显提高了MM疗效；第三，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仍然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