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ESMO BC年会上，耶鲁大学Lajos Pusztai教授公布了新辅助DB-11研究的分析结果。分析结果显示，T-DXd-THP治疗方案不仅将患者的pCR率提升至67.3%，更将残余肿瘤负荷（RCB）的整体分布向低值方向显著推移。这种“整体降级”现象预示着远期无事件生存的潜在改善。此外，HR阴性亚组RCB获益尤为突出。肿瘤瞭望在会议现场特邀采访了Lajos Pusztai教授，请他就相关研究结果和数据进行介绍。
编者按：在2026年ESMO BC年会上，耶鲁大学Lajos Pusztai教授公布了新辅助DB-11研究的分析结果。分析结果显示，T-DXd-THP治疗方案不仅将患者的pCR率提升至67.3%，更将残余肿瘤负荷（RCB）的整体分布向低值方向显著推移。这种“整体降级”现象预示着远期无事件生存的潜在改善。此外，HR阴性亚组RCB获益尤为突出。肿瘤瞭望在会议现场特邀采访了Lajos Pusztai教授，请他就相关研究结果和数据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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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您在此次大会上公布数据显示，T-DXd-THP组的RCB-0+I率达到81.3%，而对照组为69.1%。您如何结合此前报告的pCR改善来解读这12.2%的额外绝对获益？连续性RCB指数在pCR之外提供了哪些增量信息？
Lajos Pusztai教授：我在2026年ESMO BC年会上介绍了新辅助DB-11研究中患者的残余肿瘤负荷（RCB）情况，针对这项研究有人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与仅仅报告病理学完全缓解（pCR）率相比，展示残余肿瘤负荷的分布能带来哪些额外价值？
DB-11研究的主要疗效终点是pCR率，并且研究已经达到了这一终点。在2025年ESMO年会上公布的结果显示，T-DXd-THP组的pCR率为67.3%，显著高于ddAC-THP组的56.3%，绝对差值达到11.2%。因此，该研究基本上肯定了用T-DXd-THP方案替代ddAC-THP方案的疗效。
在本次ESMO BC大会上，我们看到T-DXd方案带来的获益并不仅仅停留在pCR率的提高。对于那些仍有残余病灶、未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这一方案实际上将残余肿瘤负荷推向了更低的级别。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残余肿瘤的程度与患者的远期预后高度相关。拥有极少量残余肿瘤的患者预后要好于中等量残余，更远远好于大量残余。我们观察到，整体RCB的分布向低值方向发生了偏移。在T-DXd-THP组中，存在中量或大量残余病灶的患者明显更少。T-DXd-THP组患者pCR率提高的同时，主要治疗的患者从RCB-II和RCB-I类别转移到了RCB-0，同时存在广泛残余病灶的患者也更少了。RCB指数提供了新辅助化疗后乳腺和腋窝淋巴结残留浸润性疾病的连续、定量测量。根据RCB类别对患者进行分类提供了关于残留病变患者的重要预后信息，是pCR评估的补充。
我们对于这些结果感到兴奋，因为这种在残余病灶谱上向更低值（包括更多零值）的整体偏移的趋势，在其他几项随机临床试验中也已经被观察到，并且与T-DXd-THP组无事件生存期（EFS）的改善相关。这有可能是预测未来改善的更好的早期指标，我们衷心希望随着DESTINY-Breast11研究的数据成熟，我们不仅能看到pCR率和RCB分布的改善，也能看到EFS的改善。这就是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所在，它确实与我们早期新辅助HER2靶向治疗研究里看到的模式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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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RCB-0+I患者的获益在HR阴性亚组中似乎尤为突出，绝对差值为9.2%（90.4%vs81.2%），而HR阳性亚组为13.3%（78.0%vs 64.7%）。您如何解读这种获益幅度的差异？HR状态的生物学差异是否能为T-DXd在新辅助治疗中的最佳应用提供思路？
Lajos Pusztai教授：此次分析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pCR率以及RCB-0和RCB-1（即无残余肿瘤与极少量残余肿瘤组）的改善，会因雌激素受体状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既往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在化疗联合HER2靶向治疗时，pCR或微小残留病灶率的改善，在HR-/HER2+亚组中总是高于HR+/HER2+亚组。
所以这恰恰说明，雌激素受体状态所带来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这些靶向治疗的患者中。我们已经知道，在HR+乳腺癌中，单纯化疗的pCR率就远低于HR-或三阴性乳腺癌。因此，在HR-/HER2+患者群体中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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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瞭望》：对于接受T-DXd方案新辅助治疗后仍有残留病灶的患者，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后续辅助治疗决策？RCB指数能否帮助对这些患者进行风险分层，从而指导新辅助后的治疗选择？
Lajos Pusztai教授：临床医生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那一小部分尽管接受了T-DXd-THP方案但仍有残余病灶的患者。对于患者的术后治疗并没有做强制规定，但给出了相应建议。建议的方案是采用T-DM1治疗，这也是美国针对新辅助后仍有残余病灶的标准治疗。如果患者新辅助治疗后达到了pCR，则由医生决定给予曲妥珠单抗单药或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曲帕双靶）治疗。
既往一项在18个不同国家开展的多中心临床试验显示，在研究结束时，约50%仍有残余病灶的患者接受了T-DM1治疗，另外50%的患者接受了其他类型的治疗。这可能是由于在开展该研究的许多地区，T-DM1要么不可及，要么患者不愿再承诺接受为期一年的另一种抗体偶联药物治疗。然而，在美国和试验所纳入的欧洲人群中，约80%的患者确实接受了T-DM1治疗。
因此，对于这部分患者最实际的治疗建议底线是：如果采用T-DXd-THP方案后患者最终仍有残余病灶，那么此时最好的治疗策略可能就是默认选择T-DM1。
来自转移性治疗领域的证据也让我们对ADC药物的序贯使用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ADC药物产生耐药性的主要机制，似乎是对其所携带的载荷药物产生耐药。当然，T-DM1具备与T-DXd相同的抗体，但两者的细胞毒药物载荷截然不同。T-DM1的细胞毒载荷DM1是抗微管药物美坦辛的衍生物，而T-DXd的细胞毒载荷DXd则为拓扑异构酶Ⅰ抑制剂，其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与蒽环类药物类似。因此，我认为无论是来自转移性领域的间接证据，还是这项临床试验中实际采取的方案，都支持对于使用T-DXd新辅助治疗后仍有残余病灶的患者，后续应选择T-DM1进行治疗。
Lajos Pusztai教授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
耶鲁癌症中心斯米洛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医师
耶鲁大学乳腺癌转化研究所主任
西南肿瘤学协作组（SWOG）乳腺癌研究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