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患者化疗相关中性粒细胞减少（CIN）和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FN）的管理，始终是影响治疗连续性和临床获益的重要环节。随着免疫联合化疗、抗血管生成联合治疗以及抗体偶联药物（ADC）等新治疗模式不断进入临床，肺癌领域对升白保护的要求也在持续提高。近日，在接受《肿瘤瞭望》采访时，陕西省人民医院余敏教授围绕肺癌化疗粒缺管理的现实挑战、2026年长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医保政策调整的临床意义，以及第四代长效G-CSF阿格司亭α的机制特点、Ⅲ期临床研究数据、疗效与安全性表现等内容进行了系统分享。
编者按：肺癌患者化疗相关中性粒细胞减少（CIN）和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FN）的管理，始终是影响治疗连续性和临床获益的重要环节。随着免疫联合化疗、抗血管生成联合治疗以及抗体偶联药物（ADC）等新治疗模式不断进入临床，肺癌领域对升白保护的要求也在持续提高。近日，在接受《肿瘤瞭望》采访时，陕西省人民医院余敏教授围绕肺癌化疗粒缺管理的现实挑战、2026年长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医保政策调整的临床意义，以及第四代长效G-CSF阿格司亭α的机制特点、Ⅲ期临床研究数据、疗效与安全性表现等内容进行了系统分享。
01
《肿瘤瞭望》：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前列的恶性肿瘤，化疗在综合治疗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您怎么看当前肺癌领域化疗相关中性粒细胞减少和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的管理现状？临床上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余敏 教授：从临床实际来看，化疗迄今仍是肺癌治疗的重要基础，无论是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常用的含铂双药方案，如培美曲塞/顺铂（或卡铂）、紫杉醇/卡铂、多西他赛联合铂类等，还是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依托泊苷联合顺铂或卡铂（EP方案），CIN和FN都非常常见，而且一旦处理不好，对患者影响往往是连锁式的。
它不仅意味着感染风险明显上升，严重时甚至会出现败血症等危及生命的情况，也会直接打乱抗肿瘤治疗节奏，造成化疗减量、延期，影响相对剂量强度（RDI），最终削弱治疗效果。很多肺癌患者年龄偏大，常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整体免疫储备较差，所以一旦发生FN，感染往往更重、恢复也更慢。
另一方面，这几年肺癌治疗模式发展很快，免疫联合化疗、抗血管生成联合治疗已经越来越普遍，这些新模式在改善疗效的同时，也让骨髓抑制的管理变得更加复杂。还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变化，就是德曲妥珠单抗、芦康沙妥珠单抗等抗体偶联药物（ADC）在肺癌领域快速应用，临床获益很突出，但血液学毒性也不低，3至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可以超过40%。
这意味着我们今天谈肺癌治疗，已经不能只盯着抗肿瘤药物本身，更要同步考虑支持治疗是否足够到位。从用药选择上看，患者和医生对“更安全、更稳定、更持续”的升白保护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一些长效G-CSF产品在机制或制备工艺上各有局限，临床一直在期待更优化的方案出现。
02
《肿瘤瞭望》：2026年最新医保政策将长效G-CSF的限定范围，由“前次化疗曾发生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调整为“既往化疗曾发生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患者”。您认为这一变化对肺癌患者的管理会带来哪些影响？
余敏 教授：我认为这次调整非常关键，而且确实更贴近临床。过去“前次化疗”的表述，在真正执行时会遇到不少困难。因为肺癌患者化疗后中性粒细胞减少的谷值，多出现在第7到14天，这时患者大多已经离院回家了。医生未必能够完整、及时地拿到该周期的血常规资料，致使部分明明需要保护的患者因为证据链不够完整而错过了报销和规范预防的时机。
现在把“前次”调整为“既往”，逻辑上就顺畅得多。只要患者在整个化疗过程中曾经发生过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后续周期就可以更合理地在医保范围内使用长效G-CSF。这样一来，医保支付逻辑和临床风险管理逻辑就更一致了，医生在制定防治策略时也会更有底气。
对于肺癌患者来说，这种改变的意义不只是“报销范围更宽了”，更重要的是它把干预窗口前移了。我们可以在首次或者早期化疗周期就更主动地考虑保护，而不是等问题已经出现、治疗已经被打乱之后再被动补救。对于强调按期、足量完成治疗的肺癌患者而言，这种前移非常有价值。
03
《肿瘤瞭望》：在新医保政策落地过程中，您认为临床实践中有哪些关键点需要特别注意，才能真正让患者从政策中获益？医保方案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哪里？
余敏 教授：首先还是要把政策本身理解准确。这里面我觉得有两个点非常重要。
第一，“既往”不是指紧挨着的上一个周期，而是指整个肺癌化疗病程中的任意时间点。所以在临床上，医生要有意识地把患者既往化疗后的血常规变化、骨髓抑制情况梳理清楚。
第二，“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要按照标准来判断，也就是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ANC）低于1.0×10^9/L，而不是笼统地看白细胞低不低。这个标准如果掌握不清，后面无论是用药决策还是医保沟通都容易出现偏差。
另外，政策放开以后，并不意味着药物选择可以简单化。当前医保目录中已经涵盖不同代际的长效G-CSF，临床还是要结合作用机制、循证证据和患者具体情况综合判断。尤其是肺癌患者中高龄、合并基础疾病、联合治疗较多，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我们对安全性和持续保护能力的考量。
从收益上看，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是患者层面，经济负担明显减轻，过去一些本来该做规范预防的患者，可能因为费用顾虑而犹豫，现在有了医保支持，更容易在该用的时候及时用上。
第二是临床层面，医生可以更依据指南和风险逻辑来做决策，而不必被“报不报得了”过多牵制，支持治疗更容易标准化。
第三是治疗结果层面，保护前移后，有助于减少粒缺、感染、住院、延期和减量，保障含铂双药方案、EP方案、免疫联合化疗及ADC相关治疗更平稳地推进。真正把政策红利用好，一方面要把标准吃透，另一方面也要把临床决策做细，只有这样，患者才能真正获得更规范、更及时的保护。
04
《肿瘤瞭望》：阿格司亭α作为我国首款第四代长效G-CSF，从获批到纳入医保用时很短。您怎么看这款创新药对肺癌化疗相关粒缺管理格局可能带来的改变？
余敏 教授：从肺癌治疗的角度看，阿格司亭α的进入，确实为临床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选择。肺癌患者很多疗程较长，同步放化疗、免疫联合化疗、抗体偶联药物联合治疗等场景也越来越多，这就要求骨髓保护既要有效，也要尽量安全、稳定。阿格司亭α之所以受到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同类补充，而是在机制上做了进一步优化。它采用毕赤酵母发酵和人血清白蛋白（HSA）融合技术，实现长效化的同时，尽量规避了传统聚乙二醇（PEG）修饰带来的潜在蓄积问题，也避免了哺乳动物细胞制备相关的潜在风险。改构后的分子与受体亲和力更强，这也为它在疗效上的表现提供了基础。
从Ⅲ期临床研究数据来看，阿格司亭α的关键Ⅲ期研究是一项大型、多中心、随机、双盲、阳性对照研究。研究显示，第1化疗周期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持续时间较传统长效G-CSF达到非劣效；第2到第4周期中，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持续时间和发生率进一步下降；在所有化疗周期中，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较对照组最高可降低42.4%；更值得强调的是，FN在第2到第4周期可降至0，同时抗生素使用率呈现更优趋势。这些数据对肺癌临床很有现实意义。因为肺癌治疗越来越强调全程管理，我们真正关心的不是某一个周期“白细胞有没有升上来”，而是患者在后续多个周期里能否持续获得稳定保护。对于需要多周期含铂双药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EP方案的小细胞肺癌患者，以及免疫联合化疗、ADC治疗人群来说，这种持续保护非常关键。
另外，肺癌患者很多年龄偏大，合并基础疾病，甚至存在肾功能减退、感染高风险或频繁门诊往返等现实问题。对这部分患者来说，一款长效G-CSF如果既能提供更强、更稳的骨髓保护，又能减少反复来院带来的负担，同时保持较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它的价值就不只是“升白”，而是帮助患者更大概率按计划完成治疗、减少住院和并发症、提升整体治疗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格司亭α在肺癌领域的优势，是把机制优化、三期研究证据和真实临床需求更好地结合起来。随着医保准入，这类创新药物的可及性会进一步提升，我认为它有望推动肺癌CIN/FN管理从“能用药”走向“更优选”。
小结
CIN、FN是影响治疗连续性、危及患者安全的关键临床挑战。随着免疫、ADC等新疗法广泛应用，临床对“更安全、更稳定、更持续”的骨髓保护需求日益凸显。此次医保政策将长效G-CSF的报销条件从由“前次化疗曾发生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调整为“既往化疗曾发生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患者”，不仅更贴合临床实际，避免了因离院监测不便导致的保护疏漏，还从支付逻辑上支持了“预防关口前移”，使临床医生能更主动、更早期地为高风险患者实施规范预防，保障治疗足量、按期完成，多维度满足了临床需求。
与此同时，第四代长效G-CSF阿格司亭α也成功进入医保，其优化的作用机制、坚实的Ⅲ期临床证据以及良好的安全性，实现疗效安全双提升，为肺癌患者提供了全程骨髓保护的“更优选项”。在政策的普惠与创新升白策略的合力推动下，肺癌CIN/FN管理正在从“事后补救”迈向“主动预防”，从“有药可用”迈向“优化选择”，最终将惠及广大患者，助力他们更平稳地完成抗肿瘤治疗，真正“迈向新生”。
余敏 教授
陕西省人民医院
肿瘤内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腹部肿瘤医学综合康复分会委员
陕西省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陕西省抗癌协会肿瘤个体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精准治疗专委会常委
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免疫治疗专委会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