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CSCO学术年会于2026年9月16—19日在济南召开，中外肿瘤学专家再度聚首。值此盛会，《肿瘤瞭望》特邀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与芝加哥大学内科学系主任、ASCO前任主席Everett Vokes教授展开对话，围绕MET扩增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生物学特征、中美诊疗现状以及未来国际合作方向等展开深入探讨。作为EGFR-TKI耐药的重要机制之一，MET扩增长期面临检测标准不统一、靶向药物选择有限的临床困境。2025年，中国创新药MET-TKI伯瑞替尼在国内获批用于MET扩增NSCLC，成为全球首个获批单药治疗该适应症的MET-TKI[1]。同年底，其KUNPENG研究的相关成果荣登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肿瘤学》，标志着MET扩增从“耐药机制”向“可靶向的驱动基因”的认知跃迁[2]。两位教授一致认为，MET扩增应纳入常规临床检测，并且，国际多中心协作与监管沟通是推动该领域在全球落地的关键。
编者按：2026年CSCO学术年会于2026年9月16—19日在济南召开，中外肿瘤学专家再度聚首。值此盛会，《肿瘤瞭望》特邀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与芝加哥大学内科学系主任、ASCO前任主席Everett Vokes教授展开对话，围绕MET扩增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生物学特征、中美诊疗现状以及未来国际合作方向等展开深入探讨。作为EGFR-TKI耐药的重要机制之一，MET扩增长期面临检测标准不统一、靶向药物选择有限的临床困境。2025年，中国创新药MET-TKI伯瑞替尼在国内获批用于MET扩增NSCLC，成为全球首个获批单药治疗该适应症的MET-TKI[1]。同年底，其KUNPENG研究的相关成果荣登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肿瘤学》，标志着MET扩增从“耐药机制”向“可靶向的驱动基因”的认知跃迁[2]。两位教授一致认为，MET扩增应纳入常规临床检测，并且，国际多中心协作与监管沟通是推动该领域在全球落地的关键。
从耐药机制到可靶向的驱动基因
MET扩增的生物学特征与中美诊疗现状
《肿瘤瞭望》：非常感谢吴一龙教授和Everett Vokes教授接受我们的访谈。首先想请问，MET扩增NSCLC有哪些生物学特征？请结合你们的临床经验，介绍一下目前中美两国MET扩增NSCLC的诊疗现状？
吴一龙教授：很荣幸能与好友Vokes教授一起探讨MET扩增NSCLC诊疗的相关话题。众所周知，MET是目前公认度很高的驱动基因，MET异常包含多种不同类型。
第一类，人们熟知的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现在已经有相应的靶向药物治疗此类疾病，部分药物也已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的批准上市。
第二类，是较为罕见的MET融合和扩增。MET融合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仅有少量肺癌病例报告，但现有数据显示这类突变对MET抑制剂也有不错的治疗反应。相对而言，MET扩增更受临床关注，因其是EGFR抑制剂耐药的重要机制之一。在EGFR-TKI靶向治疗失败的患者中，约有20%–40%的人群是因为MET扩增耐药[3-5]，这一数据的临床意义非常关键。
第三类，MET蛋白过表达，在今年即将召开的ESMO年会上，我们将公布一项针对MET过表达的III期临床试验结果，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MET靶点的整体治疗策略。
然而，我认为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规范检测、精准识别各类MET异常：
针对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可以用第二代测序（NGS）、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等技术完成检测；
针对MET融合，可以通过DNA或RNA层面的测序分析融合亚型；但MET扩增的检测与突变、融合完全不同，核心难点在于目前业内缺少统一公认的扩增判定临界阈值；
对于通过免疫组化（IHC）检测MET过表达，也同样存在判定阈值难以标准化、结果数据评估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
以上是中国当前MET诊断领域的现状，接下来请Vokes博士介绍下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MET诊疗体系。
Everett Vokes教授：首先要向您表示祝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您在MET靶点研究领域贡献了大量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教职人员，我们团队一直非常关注您在该领域的所有研究进展。
我团队很早就在MET领域开展相关探索，当时Ravi Salgia教授仍在芝加哥大学任职，他此前曾在哈佛大学开展研究，之后在芝加哥大学继续深耕MET相关课题，重点关注各类MET突变的机制，正如各位所知，后续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的相关突破性成果，正是源自这一阶段的研究积累。
在肺癌所有已知的驱动基因突变中，目前常规检测的靶点就有10种甚至更多。有些突变极为复杂。我认为，HER2和MET就相当复杂，这两种基因的异常往往并非单一形式，而是同时涉及扩增、过表达、突变等。在中国，EGFR突变患者病情进展时可能存在多种耐药机制，而您在上述细分领域均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美国，初诊阶段即检出MET异常的患者占比很低，但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确实存在，目前临床已经把它纳入常规必检项目，不过整体人群中的发生率并不高。
现阶段MET蛋白过表达尚未纳入常规必检项目，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医疗中心开始开展这项检测；MET扩增的情况与此相同，尚未纳入常规检测体系，但我认为完全应纳入常规检测项目，尤其是结合您正在推进的，后续我们将讨论的关于伯瑞替尼（Vebreltinib）的KUNPENG研究，探索了MET扩增作为独立驱动基因的可能性，从而精准筛选出真正能从此类靶向治疗中获益的患者人群。
我们已经明确，针对一代或三代EGFR抑制剂耐药后的MET扩增/过表达人群，是可以用MET靶向药进行干预的。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开展了大量极具影响力的相关临床试验，其中中国主导的赛沃替尼SACHI研究，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重磅试验，尽管赛沃替尼目前尚未在美国获批上市。整体而言，MET靶点的临床价值在业内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可，至少在芝加哥大学的临床实践中，MET相关诊疗的普及度已经非常高。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面向全球发布临床指南[6]，他们已经把MET相关诊疗纳入规范：针对MET外显子14跳跃突变，已有卡马替尼（Capmatinib）、特泊替尼（Tepotinib）等多款药物获批；针对高水平MET扩增或MET过表达人群，也可以使用上述药物；针对MET过表达，可使用维汀-特立妥珠单抗（Telisotuzumab Vedotin）这款ADC药物。
但上述MET靶向药物的临床疗效尚不理想：患者有治疗反应，但反应时间普遍偏短，仅少数患者能实现长期获益，所以仍然需要研发更优质的新一代MET靶向药物。
吴一龙教授：您刚刚提到了NCCN指南推荐的一些MET靶向药物，但我们也注意到，有部分NCCN推荐的药物，至今还未获得FDA的正式批准。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Everett Vokes教授：我在大学临床机构工作，并不隶属于监管机构，无法完全代表其判断逻辑，但我认为，FDA审批时会非常审慎地核查完整的临床研究数据，同时也会重点评估多个核心维度，例如，试验是在全球多个中心进行，还是仅在某个国家开展，都是监管机构审批的重要参考标准。
我由衷希望，目前中国处于研发阶段的很多极具潜力的创新MET药物，后续都能在美国顺利获批。因为随着更多成熟研究数据的逐步披露，我们可以切实看到，这类药物确实能给患者带来明确的生存获益。
吴一龙教授：2025年，伯瑞替尼率先获得中国NMPA批准用于MET扩增NSCLC，尤其是初始MET扩增人群。接下来，我们将重点讨论MET扩增，该如何看待它，它到底是明确的、独立的肿瘤驱动基因，还是尚未完全确认的驱动靶点？
Everett Vokes教授：我完全认同它是明确的、独立的肿瘤驱动基因，你们的临床数据已经证实，针对该靶点用药后，伯瑞替尼单药一线治疗的客观缓解率接近50%[2]。我认为，这有力证明了这是一类可靶向干预的、明确的肿瘤驱动基因。
目前，在初诊阶段，MET扩增尚未纳入常规必检项目，其普及往往需等对应的靶向药物获批之后，才能在临床检测中真正落地。此前，在全球范围内一直缺乏获批的针对性药物，所以相关检测的普及度始终不高，期待后续全球临床能朝该方向逐步完善。
吴一龙教授：同意。这应该是全球范围内首个获批专门针对MET扩增NSCLC的MET-TKI？
Everett Vokes教授：完全正确，这也是全球首个正式发表的相关研究领域的重磅成果。您作为该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相关成果于去年12月在《柳叶刀·肿瘤学》上发表[2]，其临床前景非常值得期待。我深切希望该药物后续能推进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让更多国家的患者获益。
吴一龙教授：KUNPENG研究首次明确证实，MET扩增可以作为独立肿瘤驱动基因、支持靶向干预。接下来，也想请您与国内临床同行分享一下观点：这款针对MET扩增的靶向药物，后续在全球尤其是中国的临床落地和推广，应该朝什么方向推进？
Everett Vokes教授：我并不是药监注册领域的药物开发专家，但中国、美国等全球多数国家的药监审批逻辑，都会重点考察药物是否在全球不同人群中完成了充分的治疗探索，明确不同种族人群对药物的遗传反应差异。
上述核心问题都需要提前厘清。例如，确定药物的最佳使用剂量，过去我们有时会把剂量设定得偏高，反而带来了额外不良反应。这类研究可考虑在药物开发的极早期阶段同步测试2–3个剂量梯度，验证稍低剂量是否能保持同等疗效，同时验证是否进一步降低毒副反应。
过去“给到最大耐受剂量”的思路源自化疗时代，在当时是完全合理的，但放到现在靶向药、免疫治疗的开发逻辑里已不再完全适用，需要重新明确这类新型药物的最优剂量确定标准。
我强烈建议在药物开发的更早期阶段就推进全球多中心布局，避免所有研究都只在单一国家开展。
吴一龙教授：如您所说，伯瑞替尼KUNPENG研究的相关重磅成果去年才在《柳叶刀·肿瘤学》正式发表，目前全球范围内针对非小细胞肺癌中MET扩增的专题讨论非常少。我认为，后续的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可以设置专题会议，系统性探讨MET扩增的诊疗全程管理问题。
Everett Vokes教授：这一点至关重要。您应该刚参加完世界肺癌大会。因为日程冲突，我今年未能参会，但全球肺癌领域的各位同行已经形成共识：MET扩增必须纳入常规临床检测，针对该靶点的各在研药物正在快速推进，对应的患者人群完全能从靶向治疗中获得明确生存获益。
吴一龙教授：这相当于正式打开了MET乃至其他驱动基因扩增在肿瘤诊疗中的全新窗口。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大量基因扩增既可以作为共突变存在，也可以独立驱动肿瘤发生。
从中国创新到全球协作
MET扩增精准诊疗和研究的未来路径
《肿瘤瞭望》：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的讨论。中国和国际研究者应如何加强合作，以提高MET扩增疾病的精准识别和治疗水平？
吴一龙教授：近两年来，有很多中国药物，尤其是ADC、小分子、双特异性抗体等创新药物在全球范围内陆续涌现，而且一些重要的临床试验也来自中国。所以，Vokes教授，您认为中国与国际研究者应如何合作，共同推动临床肿瘤学的发展？
Everett Vokes教授：我认为合作非常重要。显然，中国正在进行很多优秀药物的开发，并且已成功研制出了很多新药。从今年ASCO大会的投稿论文数量看，中国是排名最高的国家之一。总体而言，我认为，中国在全球肿瘤学中的参与度大幅上升。所以，我坚信，合作会开展，而且将很快开展。
吴一龙教授：我认为可以有多个合作途径。首先，可以在临床试验方面合作。研究者参与临床试验时，会对药物做出直观判断。这非常重要。
Everett Vokes教授：包括CSCO、ASCO、ESMO，都是已经开展合作的大型组织。这也是我参加此次会议的原因。我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教职人员参会，因为想了解有哪些最好的新药，如果有一天它们在美国上市时，我们可能有兴趣开展研究。所以，必须合作。
吴一龙教授：您刚才提到的临床试验，也许可以建立平台或开展小型研讨会，以供研究者们保持沟通与合作。
Everett Vokes教授：可能还需要涉及监管机构参与，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明确如何更顺利地开展国际合作。
结语
从EGFR-TKI耐药的重要机制，到可被单药靶向的独立驱动基因，MET扩增的认知跃迁，折射出肺癌精准诊疗不断深化的历程。伯瑞替尼在国内获批与KUNPENG研究的发表，不仅填补了MET扩增NSCLC单药靶向治疗的空白，也让中国创新再次登上了全球学术舞台。正如两位教授所言，应将MET扩增纳入常规临床检测，并且，跨越国界的多中心协作、监管沟通与数据共享，将有望真正改变全球患者的命运。当中国创新与全球智慧持续交汇，MET扩增这一曾经的治疗困境，正在成为精准医学时代新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1] 北京鞍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伯瑞替尼治疗MET扩增NSCLC适应症获批上市[EB/OL]. (2025-06-30). https://www.avistonebio.com/news_details/101.html.
[2] Wu Y, Yao Y, Yang J et al. Vebreltinib in MET amplification-driven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KUNPENG): a single-arm, multi-cohort, multicentre, phase 2 study. The Lancet Oncology, 2025; 27, 36-44
[3] Urbanska EM, Grauslund M, Koffeldt PR, et al. Real-World Data on Combined EGFR-TKI and Crizotinib Treatment for Acquired and De Novo MET Amplif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EGFR-Mutated NSCLC. Int J Mol Sci. 2023;24(17):13077. Published 2023 Aug 23. doi:10.3390/ijms241713077
[4] Chen J, Han B, Hu Y, et al.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ith MET Abnormality (2026 Version) [J]. Chinese Journal of Lung Cancer, 2026, 29(5): 332–347.
[5] Remon J, Hendriks LEL, Mountzios G, García-Campelo R, Saw SPL, Uprety D, Recondo G, Villacampa G, Reck M. MET alterations in NSCLC-Current Perspectiv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J Thorac Oncol. 2023 Apr;18(4):419-435. doi: 10.1016/j.jtho.2022.10.015. Epub 2022 Oct 29. PMID: 36441095
[6] NCCN NSCLC Guidelines 2026v7. https://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pdf/nscl.pdf
吴一龙 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
肿瘤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IASLC杰出科学奖获得者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
广东省医师协会（GDMDA)会长
广东省人民医院（GDPH）首席专家
广东省肺癌研究所（GLCI）名誉所长
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主席
2018-2025年临床医学领域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荣誉主席，首任理事长
Everett Vokes 教授
医学博士，放射和细胞肿瘤学教授，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医学系主任、生物科学系主任
国际知名的头颈部和肺癌治疗专家，在头颈癌和肺癌的临床和转化研究、化疗和放疗的相互作用等领域声誉斐然。他的研究表明，结合放疗和化疗的强化治疗可以使局部晚期头颈癌得到控制，并且提高生存率。他在肺癌方面的研究方向是寻找新的活性治疗剂，以及化疗和放疗的相互作用。Cancer Scope 评价其为：将放疗和化疗结合作为头颈癌一线治疗的先锋人物。
Vokes 博士领导了许多血液学/肿瘤学领域的专业团队，其杰出工作使其成为众多奖项和头衔的获得者，包括2008 年 ASCO新设立的转化研究教授头衔的两位获得者之一、Francis L. Lederer 基金会资助的上呼吸道恶性肿瘤研究的获得者之一、美国临床调查学会和美国教授协会（AAP）当选成员、2013 年癌症行业出版商评选的“癌症护理伟人”、2021 年-2022 年度ASCO主席。共发表 500 多篇论文和80多篇著作，曾在多个咨询委员会、审查小组和多家期刊的编辑委员会任职，包括《临床肿瘤学杂志》《肿瘤学年鉴》《临床肺癌》和《研究性新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