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瞭望 ：非常感谢马军教授做客谈笑间，作为血液肿瘤界的老前辈，当年您是如何迈入医学的大门？请您回顾下您的从医之路。

马军教授：说起来还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事情了，实际上我的家乡不在哈尔滨，随着上山下乡，我也辗转从南方一路来到哈尔滨。69年末国家政策要求若一个家庭有人参军，则可以留一个人在城市，于是我分配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临床实验室，这家医院是日本红十字在中国开设的最大的一家医院，当时在哈尔滨有600张床，各科专家均为留日、留德专家。我走上医学之路更多是受到母亲的影响，她是儿科医生，经常抢救病人，救死扶伤的精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她的建议下我选择了血液实验室。当时的我基础知识不够扎实，而且国内也没有大学，70年我就到哈尔滨医学院学习，相当于现在的专科，学习3年后再次回到血液病实验室，可以说我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进入医院的。

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派遣第一批学者出国学习，我以黑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过程非常曲折，因为我只是工农兵学员，没有大学文凭，最初日本的大学不愿意接收，后来在国家卫生部和国家留学委员会办公室联系下，对我国特殊时期的情况进行了说明，终于在79年赴日本新潟大学及东京大学学习血液学。到日本一看，国内外简直天地之差，可能半个世纪都追不上，我们一穷二白，设备也没有，药物也没有，很多研究也做不了，我非常着急，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些先进的东西都在国内实现。82年回国立刻筹建哈尔滨血研所，如今38年过去了，血研所已然与国际接轨，也许在治疗方面还存在新药可及和治愈率提高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的问题，但在诊断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能为几十万患者提供服务，让患者获得新生，可以说这几十年没有白做，非常有成就感。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没有学士学位，更别说硕士、博士，只能读研究论文博士，但在那个年代，突破重重艰辛，和国内著名大学教授等6人共同赴日学习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第一批出国留学的老教授还在一线工作的就剩我自己了，人虽然老了，但我的心还很年轻，在一线上为患者解决病痛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也实现了我做医生的座右铭——为病人服务。

 肿瘤瞭望 ：您从业这50年，医疗环境和技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否为我们详细介绍下您50年前所在医院的环境怎样的？

马军教授：现代的血液肿瘤体系正是通过一代代人呕心沥血才建立起来的。从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到我国筹建协和医院，开设普内科并设置血液科医生到现在，中国血液领域已有105年的历史。第一代如邓家栋教授、张孝骞教授、张安教授、陈捷先教授、陈悦书教授、郁知非教授、洪宝源教授等老内科专家，解放前在外留学后回来建设新中国；第二代以国内发展为代表的杨崇礼教授、杨天楹教授、陈文杰教授、李家增教授、王振义教授、陆道培教授、丁训杰教授等，他们建立了国内首批血液科、血研所；第三代是我们这一批文化大革命后的接班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学习归国的人员；发展到现在血液领域已经是第五代医生。我有幸全程见过第一到第五代的风采，真是随着国家的富强，一代比一代优秀，知识面越来越广，专业水平越来越高，亚专科越来越精细，现在血液病已有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MDS、出凝血等8个亚专科，发展非常的迅速。

回想50年前，根本没有科研环境，显微镜都是日本、德国遗留下来的自然显微镜，其他设备都缺乏，任何实验的开展都以手动为主，非常费劲。像凝血时间检测、凝血物检测、白血病检测都要手动去做，在自然显微镜下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去数、去分辨，那台自然显微镜我现在还保留着。从70年到89年，全年没有双休和节假日的工作，积极克服困难开展白血病诊断治疗，内心是非常充实的。有幸的是，70年代初，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韩太云药师发现亚砷酸（三氧化砷）可以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血白病，血研所立刻开展了相关研究，疗效非常好，我也成为全世界治愈急性早幼粒细胞血白病最多的医生，单所治疗了将近全球8000例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88%，从而把这个方案介绍到全世界。 

 肿瘤瞭望 ：您还记得您的第一张处方吗？

马军教授：第一张处方是很早的事情了，73年遇到第一例白血病的患者，是一个19岁的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小孩，当时我国可选择的药物很少，只有激素和化疗药，虽然治疗后疾病很快缓解，但没有升白药、没有抗生素，患者很快因为并发严重感染去世了。那时他们都管我叫“白乐呵”大夫，治疗白血病白费力气，患者缓解了，但最终还是去世，白乐呵一场。现在真是大不一样，比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比如儿童白血病，我们可以实现90%的治愈，改变了很多患者的生命旅程，这是令人非常振奋的质的提升。

 肿瘤瞭望 ：血液领域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您出国后为我们带回来的，能否具体谈一谈您第一次迈出国门的感觉？

马军教授：震惊！非常震惊！79年我国只有首都机场，去日本只能到香港转机，出国旅途非常艰辛，我们从哈尔滨到北京再转广州出境，从中英街进入香港，再由香港转机到东京，我记得整整历时了12天；而现在哈尔滨直飞东京仅需4个小时。第一次进入香港就觉得太发达了，比较起来我们国家简直落后的不得了，很多现代化的设施都在香港第一次接触到的。到了东京成田机场就只能用震惊形容了，我带的两大箱东西到日本后一点用也没有，那边应有尽有。到医院后更是惊掉下巴，医院非常干净、非常先进，各式各样全自动设备闻所未闻。我们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到了东京什么也不会，比如流式细胞仪，我就非常好奇机器怎么能分离细胞、进行白血病的免疫分型，而且速度那么快，一分钟能做100人份；而国内却只能用肉眼一点点查，可能一个小时才能分一张片子。86年我又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他们比日本更为先进。

面对他们的先进，我没有自卑，更觉得要奋起直追，必须得学，不学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们既要学习先进的技术，又要学习治病的理念，把国际性的东西拿到国内来。比如他们的服务质量非常好，医生、护士、研究员一起做研究，我们血研所充分学习这一点，所里的医生是研究者，也是护理者，还是病人的好朋友。比如我从日本回国后，立刻同吴祖泽院士等一个班子一起做造血干细胞培养，并在国内首次成功培养出红系、巨核系、粒系细胞，到80年代我国造血干细胞培养和临床应用就和国际齐头并进了。21世纪初，我们又引入了很多先进设备，我把自己在国外节省的钱全都购买了国外的仪器设备，二氧化碳细胞培养箱、血小板功能器等买了十几台，有些一直用到现在。

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那次出国经验，也就没有我们血研所，更别说我国现代血液学的发展。50年来，我们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已经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而且正在向更好进发。

 肿瘤瞭望 ：您当时是出于怎样的感触下狠心花光积蓄，为我国血液领域发展购买设备？

马军教授：面对当时国内一穷二白的科研环境，没有任何设备，人再强也做不出成果。赤裸裸的现实就摆在眼前，没有二氧化碳培养箱就没办法做干细胞培养，血液领域的基础研究只能止步不前。于是我咬咬牙从国外购买回来了全国第一台二氧化碳培养箱，那时我们的工资才几十块钱，而这个设备就30多万，非常昂贵，国内的同志们都很感动，学校出人、出钱帮忙运回国内。有它以后，很快就把造血干细胞全部培养出来了，看到了结果的产出，就逐渐开始陆续购买其他仪器。虽然创业初期比较艰辛，但血研所的成功又带来了更多欣慰，现在国家经济越来越好，我们再也不用为设备、药品、试验发愁了。

我们那一代是中国创新的初代，有成功，也有失败。我算是血液学的幸运儿，二十几岁出国回国，做所长、提升教授、主任医师、研究员，破格做主任等，都是卫健委、国家科委对我们第一批出国回国人员的关心。我也不能辜负国家，也带出了50多个硕士、博士，遍及全球，将中国血液领域的成就带向世界。

 肿瘤瞭望 ：当年您回国以后主动购买设备并组建了血研所，您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血研所为国内血液领域带来了哪些贡献？

马军教授：当时全国能做造血干细胞研究机构只有6个，哈尔滨血研所是北方唯一一个，它的成立极大的推动了造血干细胞研究的发展，全国各地有100多个研究者进入我所工作学习，涌现了一批硕士博士。另外，70年代亚砷酸的最早发现和使用是最突出的贡献，我记得76年有个18岁的青年来就诊，是我的第一个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在亚砷酸治疗后，现在将近44年过去了，都抱了孙子，逢年过节来看我都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才是对医生最大的认可。当年在全球我治疗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效果最好，美国、韩国、日本、西班牙、沙特等50多个国家的患者都闻名而来。我也去到美国、朝鲜、越南、柬埔寨、阿根廷、巴西、沙特等地参加了一些国家级VIP的会诊，因此也成了国际比较知名的医生。90年代亚砷酸上市后，我将它带向了世界，从WHO专门带队前往非洲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等30多个国家，教当地的医生怎么用亚砷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因为它非常的便宜，适合发展中国家。现在，全球用亚砷酸救活了无数病人，这才是最大的贡献。

 肿瘤瞭望 ：您不仅给全球各地的领导人看过病，也无数次登上国际舞台发出中国的声音，还助力创建了CSCO，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马军教授：现在参与全球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只是偶尔在ASCO或ASH做主持或主席，更多讲课的机会要留给年轻人。95年左右参加国际会议，发现中国的临床试验落后，彼时每年都有以欧美PI主导的新药的全球临床试验公布，而我国家却没有一个PI。在这情况下，孙燕院士、吴孟超院士、管忠震教授、廖美玲教授主导，储大同教授、秦叔逵教授、吴一龙教授、李进教授和我等几个年轻医生在1997年成立了中国临床肿瘤协会，以引导国内临床试验发展。然而创业艰辛，直到2004还没有国际临床试验，孙燕院士、吴孟超院士、褚大同教授安慰我不要着急，任何东西都需要文化沉淀。现在再看CSCO，各大领域都有中国领头PI，比如主导肝癌的秦叔逵教授；主导肺癌的吴一龙教授、陆舜教授、周彩存教授和程颖教授；主导结直肠癌李进教授、沈琳教授；主导淋巴瘤的朱军教授、石远凯教授，遍地开花。通过23年的发展，CSCO已经成了全球第二大的肿瘤学会，我们终于将临床试验水平与欧美国家拉平，现在每每开展国际大会都有中国的声音。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比如在首次创新药上仍然落后于欧美；比如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和医疗水平参差不齐，北上广等大医院的肿瘤5年治愈率虽然可达到60-70%，但全国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37%，远不及欧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提出《健康中国2030》，到2030年要增加肿瘤患者15%的5年生存率，我们肿瘤医生重任在肩。 

 肿瘤瞭望 ：我国的临床肿瘤事业需要积淀和发展，您也提到了我国在创新药上仍有不足，是不是正因如此，您才加入了新药审批委员会，推进新药的上市审批，您在此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消息？

马军教授：自80年代我开始参加新药审评至今已经40年，亲眼见证了随着政府的改革和进步，我国新药审批能力越来越高，周期越来越短。过去平均需要900天才能批准1个新药，到了2018年仅需要310天，有些创新药甚至只需要6个月；过去一个新药从国际进入中国需要5-9年，而现在则可通过国内同步的临床试验，可以同时进入中国。另外很多美国FDA已经批准的药物，还可以通过快速通道进入国内，比如国外临床研究包含亚洲人数据，那么只需增加安全性研究即可。主管部门的宗旨是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尽早用上好药。

现在我们的药企越来越多，有近50个医药公司进入全球的500强，每年约有近600项肿瘤临床试验立项，规模与美国接近，但新药研发起步较晚，原研的一类新药非常少，大多企业仍在做me-too药物。而只有具备原研一类新药的能力才不会被别人卡脖子。我总是说春夏秋冬，春天是播种的时候，夏天是生长的时候，秋天是收获的时候，冬天是积淀的时候。现在中国企业已经渐渐进入到了收割的季节，创新药也在逐年增多，我们仍要认清与欧美药企和医院的差距，奋起直追。现下最大的困难是临床与药物研发互相结合的不好，比如临床医生应思考怎样和药厂的研究人员合作，药厂研究人员需要思考药物怎样向临床转化，所以临床和药企要有计划并脚踏实地前行。创新药是我们的根本和生命线，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非常重要的今天，只有有了创新药，我们才能站住脚跟，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肿瘤瞭望 ：风雨五十年，桃李满天下，全球各地都有您的学生。新一代的年轻医生在前两个月刚刚走上临床，您对他们又有怎样的寄语？

马军教授：血液领域的医生已经走到第5代了，他们已经接班并开始指导新一代的医生。非常希望新一代的年轻医生可以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我经常说，做医生最基础的是有道德，做科研最根本的有诚信，在此基础上，再怀着一颗坚韧不拔的心坚持走下去，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现在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应该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科研体，希望年轻一代的医生能够奋发图强，超过老一代，开创临床研究和诊疗的新纪元。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会创造出一个人人能看得起病的世界，人民都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这也我的最大期望。

 肿瘤瞭望 ：回顾您50年的从医路，展望未来，您对自己有怎样的小结和计划？

马军教授：过去50年，我并没有做过非常轰动的事情，日复一日的为病人服务，为国家服务，为新药服务，想必作为一名医生是合格的。但我觉得还不够，未来，我还能工作10年左右，希望可以尽微薄的力量，改变我们的就医环境、改变我们的医疗水平、推动我国的血液病防治工作，让我们走进世界的前列，看一看山顶的风采。

 肿瘤瞭望 ：本期节目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来评价自己，您觉得会是什么？

马军教授：一句话，我还能工作，还能为病人服务，还能做很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