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ADC 时代，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治疗仍面临新抗原难寻、ADC毒性及诊疗可及性不均等挑战，下一代肿瘤疫苗、资源分层与真实世界研究成为重要探索方向。在2026年CSCO大会上，肿瘤瞭望特邀采访了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Janice Tsang教授，请她就下一代疫苗在TNBC中的定位与临床开发策略以及如何通过资源分层框架、真实世界证据、区域协作和数字创新缩小乳腺癌诊疗差距、推动健康公平等话题，分享思考与实践经验。
编者按：后ADC 时代，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治疗仍面临新抗原难寻、ADC毒性及诊疗可及性不均等挑战，下一代肿瘤疫苗、资源分层与真实世界研究成为重要探索方向。在2026年CSCO大会上，肿瘤瞭望特邀采访了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Janice Tsang教授，请她就下一代疫苗在TNBC中的定位与临床开发策略以及如何通过资源分层框架、真实世界证据、区域协作和数字创新缩小乳腺癌诊疗差距、推动健康公平等话题，分享思考与实践经验。
《肿瘤瞭望》：您在乳腺癌专场作了题为“Beyond the Horizon of TNBC: Looking Towards Next-Generation Vaccines and Health Equity in the Post-ADC Era”的报告。请问您如何定位这类下一代疫苗的——是作为ADC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后的巩固/维持策略，还是与ADC 联合应用于新辅助或晚期一线治疗？在临床开发中，应如何筛选优势人群、确定最佳使用时机，并设置能够反映持久免疫应答的疗效终点？
Janice Tsang 教授：乳腺癌常被称为“免疫冷”肿瘤，三阴性乳腺癌肿瘤突变负荷（TMB）很低，因此治疗相对困难，也很难找到真正的新抗原。在疫苗开发方面，一种路径是开发肿瘤信息指导的个体化疫苗，但这需要更全面地了解癌症，并通过抽血和肿瘤组织穿刺等途径明确其基因突变。另一种路径是现货型疫苗。今年6月在香港举行的 ESMO TAT Asia会议上，有越南同行尝试利用可变剪接开发此类疫苗，其特异性较高，达到约92%，效果非常突出。但我们尚不确定其是否一定具有特定组织特异性，还是也可能来自附近正常组织。因此，目前仍处于较早阶段。如果这一策略成功，我们需要进行权衡：肿瘤信息指导的个体化疫苗费用高、生产周期长；而现货型疫苗可帮助更多患者，但可能疗效尚不清楚，不过成本可能较低、生产时间较快，能较快落地。目前资料仍有限。
但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去年克利夫兰诊所已启动一项I期临床研究，包括IA和IB部分，针对三类高风险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第一，术后高风险，如淋巴结受累较多、Ki-67很高；第二，本身可能存在BRCA基因突变或有家族史；第三，新辅助治疗采用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后，仍未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这三类患者可进入该研究，以观察是否有特别疗效。目前我们尚不知道结果。
但从今年ASCO年会上的信息来看，在胃肠道肿瘤中，将免疫治疗与PD-L1联合，可能在某些患者中取得了更好的效果。例如ctDNA、MRD等可能对患者治疗预测有所帮助。因此，我认为未来免疫治疗可能有几种可能，既可用于早期阶段，也可用于巩固治疗。另外，乳腺癌中有一种是DCIS（导管原位癌），未来，DCIS患者可能通过疫苗接种预防浸润性癌；部分高风险人群也可能借助疫苗预防DCIS。
最后是ADC药物的定位。ADC药物目前正从晚期乳腺癌向早期乳腺癌推进，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临床研究探索其在辅助治疗中是否有更好帮助。因为在新辅助治疗中，我们会开展机会窗试验，观察其是否存在差异，例如Ki-67是否改善、淋巴结情况以及术后肿瘤是否缩小。这些都是未来可能的新方向。
《肿瘤瞭望》：在本届ASCO-ESMO-CSCO Joint Symposium上，您作了题为“Bridging the Global Gap: Resource-Stratified Frameworks for Implementing Evidence-Based Breast Cancer Care”的报告。随着越来越多创新抗肿瘤药物进入临床，您认为应如何通过资源分层、真实世界证据和区域协作，缩小不同地区乳腺癌诊疗中“高证据、低可及”的差距，并推动香港及亚太经验向更广泛医疗体系推广？
Janice Tsang 教授：首先，非常感谢CSCO今年特别设立了ASCO-ESMO-CSCO联合专场，让ASCO、ESMO和CSCO的领导共同讨论肿瘤治疗相关问题。既往，在肿瘤治疗领域，大部分药物都由国外药企研发，如美国、欧洲等；但近几年，尤其在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国家出现了很多新药，从以往“me-too” 到现在的“first-in-class”，表现非常出色。ADC药物和靶向治疗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而且治疗费用可能比其他国家和地区低。但重要的是，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成本较高，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研发费用。所以，我认为今后药物研发有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CSCO可以搭建研发平台，让国外和国内专家一起进行交流，呼吁专家共同行动、携手合作。对于中国香港学者而言，现在我们要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也希望我们能贡献一份力量，联络西方、国外以及国内专家。比如，有些疗效好的新药可以在香港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然后再考虑如何转化并推广到其他地区。因为在亚洲有许多低、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很多地方都非常需要有效且不太昂贵的药物。我认为我们国家的科研发展非常快，应该能够为缩小这一差距作出贡献。
众所周知，真实世界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临床试验会选择条件较好、较“完美”的患者，即健康、没有合并症、较年轻的患者。但以香港为例，香港目前仍是全球最长寿的城市之一，因此，肿瘤科中有很多是老年人。所以，如果我们能开展真实世界研究，对老年人来说就很有价值。因为随着老龄化加剧，大部分乳腺癌患者年龄已经超过60岁，并可能合并心脏疾病或其他健康问题。因此，获取这些患者的真实世界数据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药物研发需要时间、资金，以及医生和专业人员的投入。未来AI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当前我国AI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在国际上也一直处于领先位置。我相信，借助AI发挥增值作用，可以进一步加快科研和药物落地，使患者受益。因此，未来我们可能不需要开展大量研究，而是用AI整合病理、临床和大数据，通过数字创新缩小差距，就能帮助更多患者。
《肿瘤瞭望》：疫苗等新型免疫疗法可能诱导更持久的免疫应答，其心血管安全性特征也可能不同于ADC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您认为，从早期临床研发到上市后监测，应如何前瞻性地建立风险分层、关键监测节点和跨学科管理路径？在资源有限环境下，哪些措施最具可操作性？
Janice Tsang 教授：目前ADC在临床中非常常见，而且我国很多药企仍在继续研发。在后ADC时代，ADC的副作用问题比较突出，包括肺毒性、眼毒性等，因此，部分患者对ADC并不容易耐受。相比之下，疫苗治疗的副作用相对较少。
不过，疫苗治疗开发也有前提条件。在开发时，可以选择做肿瘤信息指导的个体化疫苗，但其研发和制造过程很长。另一个方向是现货型疫苗，可能过程相对困难，但如果能做到效果会非常好。既往大家不太看好现货型疫苗，但最近一些研究报告，如ESMO TAT Asia会议上的分享，让专家认为现货型疫苗可能有机会。如果现货型疫苗可行，生产过程会比较快，价格也可能更低。
最后，我们还需要考虑疫苗疗法的定位。这需要多方合作：国内和国外不同城市和地区可以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并可以把部分临床研究放在大湾区共同开展。这样研究进度可以更快，也可能很快将这些资料用于大数据分析，从而为患者提供临床帮助。
Janice Tsang 教授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荣誉临床副教授
内科肿瘤科专科医生 香港乳癌研究组（HKBOG）创会主席
香港老年肿瘤学会（HKSGO）创会主席
香港肿瘤治疗学会（HKCTS）主席
欧洲内科肿瘤学会女性肿瘤学会（ESMO W4O）副主席
欧洲内科肿瘤学会晚期乳癌官方学术委员（2026-2030）
国际晚期乳癌共职官方委员（ABC 8）
欧洲内科肿瘤学会2026亚太区会议学术联席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