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当前一线标准治疗主要依赖免疫单药或免疫联合化疗，患者的长期预后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TROP2）抗体偶联药物（ADC）凭借其细胞毒性及免疫激活双重机制，有望增强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阻断效应。
编者按：针对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当前一线标准治疗主要依赖免疫单药或免疫联合化疗，患者的长期预后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TROP2）抗体偶联药物（ADC）凭借其细胞毒性及免疫激活双重机制，有望增强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阻断效应。
在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大会上，由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张力教授、洪少东教授团队开展的一项评估BAT8008联合BAT1308（抗PD-1单抗）一线治疗晚期NSCLC的多中心II期研究数据公布。会议现场，《肿瘤瞭望》特邀洪少东教授接受专访，结合BAT8008的独特设计机制与本次公布的II期临床数据，深度探讨了TROP2 ADC联合免疫疗法在晚期NSCLC中的临床定位与未来开发方向。
《肿瘤瞭望》：请您结合BAT8008药物作用机制及该项研究结果，谈谈相较于同类TROP2 ADC，BAT8008有何差异化优势？其联合免疫一线治疗晚期NSCLC疗效及安全性如何？
洪少东教授：BAT8008是一款新型的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TROP2）抗体偶联药物（ADC）。其作用机制是通过靶向TROP2的单克隆抗体，经连接子偶联细胞毒性载荷。BAT8008采用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作为载荷，核心差异化设计在于将药物抗体偶联比（DAR）设定在约6。这一设计的根本目的是在保证抗肿瘤活性的同时，最大化平衡安全性，从而获得更宽的治疗窗。
一线治疗通常用药周期较长，对患者的耐受性要求极高。在同类研究中，如EVOKE-03/KEYNOTE D46研究，在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高表达人群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无进展生存期（PFS）获益，总生存期（OS）亦无统计学差异，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观点认为，这与不良反应导致的耐受性挑战可能有关。
而BAT8008联合BAT1308的II期数据显示，整体患者耐受性良好。尽管ADC类药物的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贫血和白细胞下降，但本研究中3级及以上贫血和白细胞下降的发生率均不超过20%；因不良反应导致停药的总体比例亦低于6%。该联合方案在实现高客观缓解率（ORR）的同时，兼顾了良好的骨髓安全性，为一线驱动基因阴性患者提供了一种高效且耐受性优异的治疗选择。
《肿瘤瞭望》：请您结合本项研究亚组相关数据，谈谈BAT8008联合方案在不同病理类型及各个PD-L1表达水平患者中获益情况有何差异？对获益人群精准筛选有何启示？
洪少东教授：目前，TROP2 ADC的生物标志物探索是肺癌领域的热点。既往多项研究已证实，TROP2本身的蛋白表达水平与ADC疗效并无直接关联。越来越多的数据提示，内吞效率才是影响ADC疗效的关键。目前团队正通过评估TROP2的膜/胞浆比值来表征药物的内吞效率，以期寻找更精准的预测指标。
本次研究入组的是未经治的驱动基因阴性NSCLC，由于是ADC与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单抗双药联合，既往免疫治疗的生物标志物依然具有参考价值。数据显示，患者的获益随PD-L1表达水平呈显著的阶梯式上升：PD-L1阴性（肿瘤比例评分（TPS）<1%）人群的ORR约为47.2%，PD-L1低表达（TPS 1%-49%）为58.6%，而PD-L1高表达（TPS≥50%）则高达83.3%。
此外，从组织学类型来看，非鳞癌患者似乎从该联合方案中获益更佳。亚组数据显示，非鳞癌患者的ORR达到65.2%，中位PFS尚未达到；而鳞癌患者的mPFS为7.72个月。这一早期信号提示，未来在开展III期确证性研究时，需重点根据PD-L1表达水平和组织学类型进行分层，并可能将非鳞癌作为联合免疫开发的重点方向。至于短期的深度缓解能否最终转化为OS的长期获益，仍待更成熟的随访数据。
《肿瘤瞭望》：结合当前同靶点药物的研发进展，您如何评估这一联合策略在未来驱动基因阴性NSCLC一线治疗格局中的潜在定位及后续研究有何规划？
洪少东教授：目前，TROP2 ADC联合免疫治疗已有两项公开的III期研究数据。第一项是芦康沙妥珠单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对比帕博利珠单抗，在PD-L1 TPS≥1%的中国NSCLC人群中获得了PFS的显著改善，但OS数据目前尚不成熟。另一项是戈沙妥珠单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对比帕博利珠单抗单药，该研究结果为阴性，PFS获益不明显，且OS的两条曲线完全重叠。
由此可见，当与标准的免疫单药（高表达人群）或免疫联合化疗（全人群）作为对照进行头对头比较时，TROP2 ADC联合免疫的疗效可能与不同ADC的分子设计、疗效及耐受性均有关联。我们仍需积累更多早期的疗效信号，才能推进这类联合方案进入一线治疗的战场。目前“一阳一阴”的结果表明，这并非是一个“必胜”的组合。
此外，上述两项III期研究的对照组均为免疫单药。众所周知，对于PD-L1阴性乃至高表达人群，目前更优选的治疗方案是含铂化疗联合免疫。而芦康沙妥珠单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此前尚未回答的关键问题是：对于PD-L1阴性人群，TROP2 ADC联合免疫是否一定优于含铂化疗联合免疫？而在本次ESMO大会上，周彩存教授公布的OptiTROP-Lung06研究数据已经给出了初步的答案。这是全球首个针对PD-L1阴性人群，头对头对比TROP2 ADC联合免疫与含铂化疗联合免疫，并成功取得PFS阳性结果的III期研究。这一数据的公布，不仅验证了TROP2 ADC在一线“去化疗”策略中的潜力，也为PD-L1阴性这一难治人群提供了极具前景的全新治疗选择。
总体而言，TROP2 ADC联合免疫有望重塑驱动基因阴性NSCLC的一线治疗格局。但不同的TROP2 ADC在疗效与安全性上各有特征，都需要在当前NSCLC一线标准治疗场景下，去严谨评估这种新型联合治疗模式的临床地位与价值。
《肿瘤瞭望》：鉴于ADC与免疫治疗的毒性谱可能存在重叠，在真实世界的一线临床实践中，您认为应如何构建多学科不良反应预防与管理体系，以保障患者的持续用药？
洪少东教授：ADC属于细胞毒药物，而免疫治疗（免疫）属于免疫调节药物。两者的毒性谱整体叠加不多，但针对特定系统的不良反应，临床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首先是ADC相关的骨髓毒性。ADC的骨髓毒性取决于其载荷的强度及连接子的稳定性。在临床应用中，针对白细胞下降、中性粒细胞缺乏及贫血等，需主动进行血常规监控。其次是靶内毒性，例如TROP2 ADC典型的靶内毒性为口腔黏膜炎及眼表毒性，需做好一至二级的预防。
此外，最值得关注且易与免疫毒性叠加的是间质性肺炎（ILD）。ADC与免疫引发的ILD机制不同，但处理原则相似，即早期识别、早期停药，并根据分级及时介入皮质类固醇。当两者联合时，ILD的鉴别诊断是目前临床的一大挑战，未来或可借助人工智能（AI）影像组学技术进行更精细的分型。需要警惕的是，ADC相关的ILD进展速度往往比单纯免疫更快，且引发的永久性肺损伤更严重、逆转难度更大。值得庆幸的是，本研究所报道的BAT8008联合方案，其ILD及肺疾病的发生率相对较低，这与ADC工艺与设计的持续优化密切相关。
《肿瘤瞭望》：请您结合本届ESMO大会公布相关进展，谈谈在肺癌创新药物研发，有哪些研究进展或热点议题是您最为关注的？
洪少东教授：本届ESMO大会公布了多项有望改变临床实践的重磅研究，整体呈现出由ADC、TCE及多特异性抗体等新型药物构成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在驱动基因阴性NSCLC领域，OptiTROP-Lung06研究作为全球首个TROP2 ADC联合免疫对比含铂化疗联合免疫，并在PD-L1阴性人群中取得PFS阳性结果的III期研究，其结果备受瞩目。在EGFR突变（TKI耐药）领域，大会延续了两大核心方向：一是耐药机制指导的精准干预，例如针对MET扩增/过表达的双靶阻断III期数据；二是耐药机制非依赖的治疗策略，主要集中在ADC领域，如全球首个EGFR/HER3双抗ADC对比化疗的III期阳性数据。同时，芦康沙妥珠单抗对比化疗的OS数据更新，也有望进一步确立ADC在TKI耐药后的新治疗标准。此外，在小细胞肺癌（SCLC）领域，T细胞衔接器（TCE，如DLL3/CD3双抗）在广泛期SCLC一线维持治疗中取得了PFS与OS的双阳性结果，展现了显著的临床潜力。
纵观这些研究，其核心在于新药创制与不同作用机制药物的迭代更新。目前，一个明确的趋势是：这些新型药物在确立后线治疗地位后，正逐步向晚期一线、局部晚期巩固治疗乃至新辅助治疗阶段前移。这一系列III期临床研究结果，正在持续重塑NSCLC的临床实践路径。
然而，治疗策略的前移高度依赖于精准的患者选择与精细化的全程管理。同时，新疗法的不断涌现也带来了诸多全新的临床挑战。例如，全程毒性管理、耐药机制的深入挖掘，以及如何有效克服新发耐药。无论是驱动基因阳性还是阴性NSCLC患者，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都是未来亟需解决的“下一代”核心命题。
参考文献：
Shao Dong Hong, et al. First-line BAT8008 (TROP2-ADC) plus BAT1308 (anti-PD-1) for advanced NSCLC: Results from a multicenter phase 2 study. 2026 ESMO. 2631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