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ESMO·大咖点评|吴一龙教授:基于分子驱动的肺癌精准分层与全程治疗策略演进

在驱动基因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间质上皮转化因子(MET)异常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患者的重要旁路耐药机制,且原发MET过表达往往预示着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单药疗效不佳。如何在耐药后精准破局,并在一线实现精准分层,是全球肺癌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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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驱动基因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间质上皮转化因子(MET)异常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患者的重要旁路耐药机制,且原发MET过表达往往预示着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单药疗效不佳。如何在耐药后精准破局,并在一线实现精准分层,是全球肺癌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

在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大会上,由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团队开展的一项评估赛沃替尼联合奥希替尼一线治疗EGFR突变伴MET过表达NSCLC的III期SANOVO研究入选LBA。会议现场,《肿瘤瞭望》特邀吴一龙教授接受专访,结合SANOVO研究的最新数据,深入探讨EGFR/MET双靶策略的精准分层与临床价值,并就EGFR-TKI耐药后的治疗决策及肺癌新药研发的全局趋势分享学术洞见。

《肿瘤瞭望》:恭喜您团队开展的SANOVO研究在本次ESMO大会上公布。请您结合研究数据,谈谈这种“全口服双靶”策略在一线EGFR突变伴MET过表达人群中的临床价值?该结果对重塑一线治疗格局带来了哪些启示?

吴一龙教授:在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大会的肺癌口头报告专场,我代表SANOVO研究团队公布了这项重要成果。该研究纳入了初治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且伴有间质上皮转化因子(MET)过表达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随机分配接受赛沃替尼联合奥希替尼(双靶组)或安慰剂联合奥希替尼(单药组)治疗。研究结果达到了预期目标,在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上均取得了双阳性结果。

在MET免疫组化(IHC)3+人群中,双靶组的中位PFS达到了24.8个月,显著优于单药组的11.1个月(HR 0.45);在总体意向治疗(ITT)人群中,双靶组的中位PFS为24.9个月,同样显著优于单药组的13.8个月(HR 0.56)。更令人振奋的是,ITT人群的中位OS达到了44.5个月,较单药组的34.9个月显著延长(HR 0.48),死亡风险降低了52%。

这项研究之所以备受国际同行关注,核心在于其三大突破性意义:第一,研究采用了具有高临床可及性的检测技术。既往针对MET的Biomarker探索多未能取得预期结果,而本研究通过常规的MET免疫组化(IHC)方法成功界定了获益人群。

第二,这是首次在EGFR突变一线治疗中,验证了基于MET过表达这一生物标志物筛选患者的可行性。过往观点认为仅突变、融合或扩增等驱动基因具有靶向干预价值,本研究首次将MET蛋白过表达确立为一线精准分层的重要参考指标。

第三,该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基于特定分子标志物实施精准干预的重要性。中位OS达到44.5个月,在肺癌一线治疗中属显著的获益幅度,为EGFR/MET双靶策略提供了坚实的循证基础。

《肿瘤瞭望》:本次ESMO大会上,针对EGFR-TKI耐药后的治疗,有哪些创新疗法或策略让您印象最为深刻?这些新机制药物的涌现,将如何改变后续临床决策排兵布阵?

吴一龙教授:针对EGFR突变患者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耐药管理,是目前临床研究的核心方向。现有二线治疗策略包括基于耐药机制的联合治疗、传统化疗、免疫治疗、双特异性抗体及抗体偶联药物(ADC)。然而,既往多数二线研究未对患者进行严格的生物标志物筛选,导致整体疗效存在一定局限。

今年大会公布的两项关键进展体现了精准干预的趋势:首先是基于耐药机制的靶向干预。SAFFRON研究是首个将MET扩增/过表达作为特定耐药机制进行全球验证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奥希替尼联合赛沃替尼对比化疗,中位PFS显著延长(7.6个月 vs 5.4个月,HR 0.55),中位OS亦显著获益(17.8个月 vs 12.9个月,HR 0.68),确立了明确耐药机制后实施双靶干预的标准。

其次是ADC药物的迭代。ADC在二线的疗效普遍维持在6~7个月,且不良反应是临床痛点。本次大会上,OptiTROP-Lung04研究公布了靶向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 (TROP2)ADC芦康沙妥珠单抗对比化疗的最终OS分析,中位OS达到了25.9个月,显著优于化疗组的17.4个月(HR 0.69)。这一数据确定了其OS获益,奠定了二线治疗的确切地位。但ADC的毒性仍需高度关注。此外,由我团队领衔的HERON-Lung01研究,评估了我国自主研发的HER3 ADC瑞康芦泽妥塔单抗(SHR-A2009)对比化疗的疗效。该药通过优化药物抗体比(DAR=4)与载荷设计,实现了疗效与安全的平衡。结果显示,其BICR评估的中位PFS达8.3个月,显著优于化疗组的5.4个月(HR 0.47),客观缓解率(ORR)达60.0%,且间质性肺病(ILD)发生率仅为2%,展现了“高效低毒”的特征。

综合来看,当前二线及后线的治疗趋势正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基于精准的生物标志物筛选实施靶向干预;二是研发具有更高治疗指数、更低毒性的新型ADC药物。

《肿瘤瞭望》:在双靶、ADC等后线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您认为循环肿瘤DNA(ctDNA)动态监测在指导耐药后“精准换药与序贯”方面的临床价值如何?距离真正改变临床决策还有哪些核心瓶颈?

吴一龙教授:随着后线治疗选择的日益丰富,临床面临的核心问题已转化为治疗策略的全局布局与优化。当前的临床决策需高度个体化,而非单一的模式化选择。

在治疗的不同阶段,需综合平衡患者的预期获益与潜在风险。例如,对于年轻、肿瘤负荷较高且体能状态良好的患者,可倾向于使用强效但毒性相对较高的双特异性抗体或ADC,以争取更优的生存机会;而对于高龄或体能状态较差的患者,则应优先考虑毒性较低的治疗方案。

因此,基于循环肿瘤DNA(ctDNA)等生物标志物的动态监测来指导治疗序贯尤为关键。通过捕捉分子层面的动态演变,方能实现个体化精准选药,确保患者在最佳时机接受最适宜的治疗。

《肿瘤瞭望》:请您结合塔拉妥单抗在ES-SCLC一线维持阶段的阳性结果,谈谈您认为T细胞衔接器(TCE)这类新机制药物,将如何重塑小细胞肺癌的全程治疗路径?

吴一龙教授:在大会首日的主席论坛上,DeLLphi-305研究公布了塔拉妥单抗(DLL3/CD3双抗)一线维持治疗的数据,该研究结果标志着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治疗格局的重大变革。过去,ES-SCLC的标准治疗为化疗联合免疫及后续免疫维持,患者的中位OS长期徘徊在12个月左右。而本研究显示,一线诱导后引入塔拉妥单抗维持治疗,中位OS提升至21.1个月(对照组为12.7个月,HR 0.42),中位PFS也从1.9个月提升至7.4个月(HR 0.34)。

在大型III期研究中观察到OS呈现近乎翻倍的改善,在实体瘤治疗史上较为罕见,代表了实质性的治疗突破。然而,这也为临床带来了新的课题:既往公布的B7-H3 ADC(HR 0.46)数据是基于化疗免疫治疗后的患者队列。随着TCE在一线维持阶段的引入,TCE经治进展后的患者能否同样从ADC中获益,尚需进一步验证。SCLC的全程管理策略正在经历系统性重塑。

《肿瘤瞭望》:展望未来,随着新型靶向、免疫联合、ADC及TCE等武器的不断丰富,您认为肺癌乃至胸部肿瘤的诊疗范式正在发生怎样的根本性转变?对于未来几年的临床实践与药物研发,您有何展望?

吴一龙教授:作为本届ESMO肺癌科学委员会委员,我全程参与了摘要的评审与设计。从大会的整体趋势来看,以下两点尤为值得关注:第一,中国研究的全球化进程亟待加速。本次大会中国学者贡献了大量高质量研究成果,但多数仍局限于中国单国数据。国产创新药不应仅局限于本土人群的获益,更需致力于惠及全球患者。未来,亟需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以推动中国科研成果的全球转化。

第二,新型药物研发需持续优化。ADC、双抗等新机制药物不断涌现,同时也有部分研究未达预期。未来的关键方向在于:通过更精准的靶点选择与药物结构优化,进一步提高新型药物的疗效并改善其安全性。

总体而言,肺癌诊疗正朝着更高程度的精准化方向演进。无论是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还是ADC药物,其研发与临床决策的最终落脚点,都将回归到精准筛选获益人群及优化风险-获益比这一根本目标上。

参考文献:

1. Yi-Long Wu, et al. Savolitinib or placebo combined with osimertinib in treatment-naïve advanced NSCLC with EGFR mutation and MET overexpression: Results from the phase 3 SANOVO study. 2026 ESMO. LBA69

2. Shun Lu, et al. Osimertinib (osi) + savolitinib (savo) vs platinum–pemetrexed (plat–pem) in EGFRm MET-overexpressed (OE) and/or -amplified (AMP) advanced NSCLC post-osi: SAFFRON phase (Ph) 3 primary results. 2026 ESMO. LBA6

3. Wen Feng Fang, et al. Final OS analysis of sacituzumab tirumotecan (sac-TMT) versus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 in EGFR-mutat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after progression on EGFR-TKI: Phase III OptiTROP-Lung04 study. 2026 ESMO. LBA67

4. Xu Chong-Rui, Zhang Yan, Lin Guinan, et al. Ruzaltatug rezetecan versus chemotherapy for EGFR-mutated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progressing after EGF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herapy (HERON-Lung01): interim analysis of a randomised, open-label, phase 3 trial in China. The Lancet, 2026; 0

5. Jacob Sands, et al. Tarlatamab plus durvalumab (durva) vs durva as 1L maintenance (1LM) therapy following durva, platinum, and etoposide (1L durva + EP) in extensive-stage small cell lung cancer (ES-SCLC): Primary analysis of the phase 3 DeLLphi-305 trial. 2026 ESMO. LB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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