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迈入新世纪已二十余载，医学领域的变化天翻地覆，此间涌现了一批仁心仁术、为国为民的大医生。正所谓“医者，父母心也”。肿瘤瞭望“谈笑间”系列专栏，与名医回望过去，品尝医学生涯的人生百味。本期特别邀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陈洁教授座客专栏。三十年来，她不忘初心，一心悬壶济世。五次跨界，她勇于挑战，于无路中辟新途。在我国几乎完全空白的神经内分泌肿瘤（NEN）领域，她一头扎进去，奠定了整个学科的基础，为未来描绘了蓝图。

 

 

陈洁教授：从曾祖父到父亲，我家三代执教，而我的伯父却考入华西医科大学，开启了我家的从医之路，给我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记得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去的中药铺里挂着一块“悬壶济世”的匾额，我就问奶奶什么是“悬壶济世”，奶奶就给我讲华佗、扁鹊治病救人的故事，从此认识到医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非常崇高的职业。1989年高考选择志愿时，在两方面因素的加持下，我将所有的志愿都填报为医学院校。非常幸运，在伯父跨入华西三十年后，我也追随着他的脚步考入了华西。

 

 

陈洁教授：从16岁进入大学接触医学，到如今我已经51岁了，在知天命的年纪再回头去看自己的每一步，都是在不停地向着我感兴趣的目标前进。虽然其中的某段时间在大家看来是换了方向，但实际上每一段路都没有白走，每一段前面的经历都在为后面奠定基础。

 

华西医科大学五年临床医学专业的学习，让我完成了医学生的学习训练，开启了从医的第一步。1994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内科做了三年住院医生，为我做内科医生打下了最重要的临床基础，而我现在所从事的神经内分泌肿瘤领域，恰恰是非常需要内科基础的。记得当年在华西实习时，我的老师们经常带着一大群各级医生查房，这种“大医生”范儿让我非常仰慕。我觉得我未来也要做一个大医生，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从病人的蛛丝马迹里面去做诊断和治疗，幼年“悬壶济世”的梦想又回来了。

 

1997年考研究生时，我选择了走出四川，去看看盆地外面的世界。在那个全国人民都在向改革开放前沿的东南飞的年代，我也去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考入了中山医科大学消化内科专业，并且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我的恩师——当时中山医科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旻湖教授。在中山医硕博连读的5年期间，有2年我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威尔士亲王医院跟随合作导师沈祖尧教授学习。在这些非常让我景仰的医学大家严格指导下，我完成了医学生涯的研究生训练，打下了非常严谨的科研基础。毕竟作为医生，在面对一个疾病时不能仅仅是背教科书、背指南，还要深入了解、研究其背后的机制。研究生期间我的研究方向是幽门螺旋杆菌疫苗的免疫机制，花了大量时间看专著、看文献、在实验室做基础研究。当时看起来似乎和肿瘤毫无关系，但如今肿瘤的免疫治疗已是如火如荼，回头再看，彼时免疫领域的基础研究训练为后来对肿瘤免疫治疗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助益。

 

左起：沈祖尧教授，陈洁，于君教授，陈旻湖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实验室，2000年

 

在细菌和疫苗免疫方向五年的基础研究奠定了科研基础，但我还是想要做一个“大医生”。2002年，我去了德国马格德堡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师从著名的消化病学家Peter Malfertheiner教授。在选择博士后期间的研究方向时，他说他有两个组让我选择，一个组是当时非常热门的幽门螺旋杆菌研究方向，Malfertheiner教授是欧洲幽门螺旋杆菌根治指南的制定者，所以这个组很大；另一个组是消化肿瘤基础研究，用他的话说就是“Very small group”。当时我已经感知到了消化系统疾病谱的变化，常见的消化道疾病大部分都可以在门诊治愈，而消化道肿瘤发病率逐年攀升，未来肿瘤的发展一定非常蓬勃，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的肿瘤研究组，正式接触肿瘤领域，从零开始拥抱新领域。在德国两年夜以继日的做实验、做研究，打下了消化道肿瘤科研的基础，虽然没有接触肿瘤临床，但科研基础已经打牢了，而如今这些基础又应用到了神经内分泌肿瘤研究领域。

 

德国实验室的工作照，2003年

 

2004年，我回国后留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做消化内科医生，科研方向仍然是消化道肿瘤。因为我国大部分消化内科医生只做消化道早癌的内镜诊治，而进展期以及晚期消化道肿瘤的治疗都是移交其他科室，例如外科和肿瘤内科，所以我的临床工作与科研就产生了很大的割裂。新的转机出现在2009年，在我院呼吸内科同事开启了赴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学习晚期肺癌治疗的先例后，我的导师陈旻湖教授也派我前去学习消化道肿瘤的综合治疗和全程管理。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学习的半年，获得了许多良师益友的指导，让我真正地走进了临床肿瘤学。

 

 

如你所问，在我没有进入神经内分泌肿瘤领域之前，似乎总在不停地切换专业方向，其实每一步路都没有白走，每一步都在为未来打基础。要想最终成为一名“大医生”，那么就要在每一步切换的时候判断自己想要什么、真正的兴趣点在哪里、专业知识体系里是不是有需要弥补的空间。于我而言，几十年来做“悬壶济世”大医生的目标从未变过。

 

陈洁教授：回顾过去，除了进入神经内分泌肿瘤领域这13年我在持续向前，之前基本上每隔五年左右就要从零开始切换入一个新领域。从华西医学院毕业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做住院医生是临床的从零开始。到广州去读研究生是基础研究的从零开始，面试的时候我还跟导师说“陈教授，我做了三年临床医生，病历会写，病人会管，但试管不会拿”。在研究生期间做疫苗的免疫机制研究是从零开始，去德国做消化道肿瘤的基础研究也是从零开始，去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学习消化道肿瘤的治疗是又一次的从零开始。当时完完全全是个肿瘤临床小白，连最基本的化疗方案都看不懂。第一天带教老师李宇红教授让我写一份肠癌病历，我看病历上写着“FOLFOX方案”，就问：“李老师，什么是FOLFOX？”她惊诧地看了我半天，说；“你真的一点儿都不懂吗？”“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懂。”所以，最大的困难就是每一次的从零开始学习吧。

陈洁教授：我对所有未知的东西都感兴趣，我认为一辈子单调重复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未知领域，方方面面都值得去探索，所以我没有太多瞻前顾后，也没想过失败了怎么办，大体还是性格的原因吧。我很小的时候就想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羡慕徐霞客。在大家都选择去美国留学时，我却想的是30岁前要游遍欧洲，于是就去了德国，去看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总之，我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大医生”，在向着目标进发时，总会遇到一些岔路，而我就总是选择了人少的那条路，还一去不回头。

 

陈洁教授：我手里没什么牌，都是需要的时候，再去寻找这张牌。现在我也在教学医院给医学生上大课，也带自己的研究生。从进大学选专业开始就明确目标的人其实并不多，很多人读医学院校甚至都不是自己的选择，这些年轻人进入医学领域后就会因缺乏目标而对未来迷惘。我认为年轻人至少要选择比较喜欢的专业，最起码做到不要厌恶，即便是被家人强迫学习，那么也要努力去培养自己的兴趣，并在这个过程中树立目标。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说：“即便你去做社区医生，也要立志成为社区里面最受大家信任的医生；去做县医院的医生，也要做到让全县的病人说出‘去找某某医生看病’；无论什么层级、什么领域，你都要有理想去做到极致，这样你一定会比别人优秀。”

 

陈洁教授：在我做基础研究时，光是动物实验养老鼠就超过了1000只。每天早上6:00进实验室，晚上2:00最后一张实验胶片打印出来离开实验室，日复一日泡在里面。虽然这种生活似乎距离“大医生”很遥远，但是我在不断探索未知。基础研究特别有意思，这个疾病背后是怎样的机制？我们在进入临床前所学习的生理、病理、药理是怎样理出来的？这些都是基础研究的乐趣所在，它不是前呼后拥的乐趣，而是不断探索未知的乐趣。乃至现在我女儿高中选小三门的时候，我也推荐物理、化学、生物，我告诉她这些学科可以帮助她理解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构成和运行规律，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陈洁教授：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发现与发展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07年德国病理学家Oberndofer首次在尸检中发现并将之命名为类癌；1969年生化学家发现此类肿瘤可以摄取胺前体并合成分泌肽类及胺类激素，从而给了它一个生化命名为APUD瘤……它发病率很低，命名混乱，由于长期无药可治，临床也缺乏关注。2010年，伴随着针对它的靶向药物问世，临床对其的关注迎来巨大转折。WHO重新梳理了其病理特性，并将名称统一为“神经内分泌肿瘤”。彼时，国内专家才开始关注这个瘤种。

 

我进入神经内分泌肿瘤领域的机会十分偶然。在从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学习回来以后，我从普消化领域转向专注于治疗各种消化道肿瘤。神经内分泌肿瘤70%左右发生于消化系统，就在2010年7月的某一天，我的导师陈旻湖教授跟我说：“神经内分泌肿瘤这个病好像没人关注，你是不是可以关注一下？虽然你天天在做消化道肿瘤的治疗，但你能比得过肿瘤医院的老师吗？你的学术方向在哪里呢？如果这个病我们这么个级别的医院和医生都不了解，那它可能就是一个空白领域，值得你去尝试。”导师的一番话让我醍醐灌顶，他总是在我关键的人生选择中，给我非常有帮助的建议。他当时对我说：“我对你的期许是5年以后你能成为消化界最懂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专家，你要走一条别人不走的路，或许别有洞天。”我领了他的这一番话，便在这个领域埋头苦干，到今天已经进入第13年了。

 

陈洁教授和导师陈旻湖教授

 

彼时国内外都没有成熟的指南，欧洲有一群最早关注这个肿瘤的消化病学家、内分泌学家、肿瘤学家经常就此展开小型病例讨论会。2004年，其中9位最著名的专家创立了欧洲神经内分泌肿瘤协会，并着手制定最初的指南。时隔7年，我赴英国跟随其中两位专家学习神经内分泌肿瘤，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2011年，欧洲神经内分泌肿瘤协会第一届顾问委员会在英国召开，我作为唯一一名亚洲医生被邀请列席旁听，从而结识了欧洲神经内分泌肿瘤领域一批最著名的专家。2015年，欧洲神经内分泌肿瘤协会第二届顾问委员会成立，我非常荣幸地受邀加入了顾问委员会，成为这个领域最权威的学术组织成员。

 

牛津大学Churchill医院，与Ashley Grossman教授

 

英国，伦敦大学，皇家自由医院，与Martyn Caplin教授

陈洁教授：2010年7月，导师让我去开拓神经内分泌肿瘤这个空白领域，年末我们就联名在《中华消化杂志》发表了一篇述评、一篇研究论文，系统的向国内医生讲解了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治疗进展。其实开始的过程异常艰辛，几个月都看不到一个病人，一个没有患者的医生还怎么做医生？于是我带着我的第一位研究生查阅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15年来的病理诊断记录，找出了87例神经内分泌肿瘤病理标本，重新用2010年版的WHO神经内分泌肿瘤病理诊断标准去进行回顾性诊断、去建立资料库、去寻找还生存着但散落四方的病人。我们发表的第一项研究和第一批患者就是这样千辛万苦找回来的。

 

 

我还告诉所有同事们我要做这个罕见肿瘤，并请他们遇到这样的患者推荐给我。有一天晚上11:00多，胆胰外科主任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收治了一位年轻的胰腺肿瘤患者，已经无法手术切除，病理诊断是神经内分泌肿瘤，问我是否愿意把患者转到我们科继续治疗。我一听立刻半夜从家里飞奔到医院，跑到胆胰外科病房去跟患者说我是专门搞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医生，要把他转到我的科室。患者很高兴，配合我边做边学，最后生命延长了4年。最早阶段我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寻找患者，在对每一个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一点一点去体会指南、文献的要点。对于最初治疗的1000个患者，我把每一个患者的诊疗经过都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并摘抄到笔记本上，不断反思哪个治疗步骤还可以更加精准和优化，这样的患者记录本我有整整十大本。前来进修的医生经常问我为什么对我的患者都能够如此了然于胸，每一个诊疗细节都能够张口即来，是因为对每一个患者都用心做过笔记。也许在你治疗第一个患者的时候还没感觉，当你治疗了100个、1000个患者后，你就能够逐渐得心应手。如今我已经治疗了超过10000例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依然深深觉得这个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千变万化，作为一名专注于这个疾病的医生，对于它的探索将永无止境。

陈洁教授：2012年，在互联网医院刚兴起的时候，我在好大夫在线网站建立了一个网上诊室。如今10年过去了，我在我的网上诊室管理着我的上万名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我每天都会抽出2个小时在网上处理患者的各种问题，很多都是教科书里学不到的细节问题，而在治疗过程中，细节就是魔鬼。

陈洁教授：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是对新鲜事物保持好奇心；第二个是永远有学习和热爱的态度。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总是很专注地去做一些我很喜欢的事情，就不会觉得疲倦。假如你每天抱着不得不完成任务的心态去做事，那就很痛苦；但假如你做的事情能够给你带来乐趣，也许在别人看来会觉得工作量庞大到无法想象，然而于你而言，却会非常乐意去付出，并不会觉得是个负担。比如有时我在凌晨2:00或3:00时解决了一个问题，在深夜那种完全不受任何干扰的氛围下，自己会觉得非常充实和满足。

 

陈洁教授：旅行和读书。我的微信标签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现在为止都是这种生活。在疫情前，虽然很忙，但我每年总能抽出时间在外面旅行，寒假一次、暑假一次、每年四五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还会找几个好朋友去一些很小众的地方，年年如此。我还有一个清单，写着要去多少地方，还有哪些没有走完。我记得以前在英国学习的时候，在忙里偷闲的旅行之外，甚至还写了20多篇英伦游记。

 

 

陈洁教授：我比较喜欢投入做一件事，要么就不做，要么就投入去做，做到顶级。我想我可能只适合走一条非常专业的道路，做不了通才。就像我以前的经历都在打基础，最终全部都融会贯通到神经内分泌肿瘤领域，让我成为这个领域内的一名专才。从报考医学院开始到现在，我秉持“悬壶济世”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很小的时候曾因为看小说多、语文好幻想过做语文老师、做小说家，如今这些幻想都湮灭了。可能在我退休后，会去写一本传记什么的。

陈洁教授：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记者：和陈教授的对话治好了我由来已久的焦虑。她似乎是从来不会有精神内耗的人，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和事情上，大到对行业最新、最前沿进展的探索，小到窗台上的兰花今日又绽放新芽。一个每五年就选择从零开始的医生，所走过的三十年从医之路，刷新了我对所有医生的认知。家庭、事业，两相兼顾、两全其美。她是选择“鸡娃”不如“鸡自己”的母亲，为了让女儿了解动物迁徙，就策划一场肯尼亚之旅。在我心中，她从未被打败，她的眼中只有未知的领域和未踏足的远方。